“五四”的“反傳統主義”和當代的“傳統主義”都以反對平庸、虛偽、俗氣、淺薄為旨歸,都以人的精神現代化為旨歸。“五四”的“反傳統”是要以西方的科學與民主,來擺脫古代傳統文化那種無生氣的、麻木的、僵死的東西,以實現人的精神的現代化;今天我們承繼文化傳統,是要以傳統文化中的人文倫理精神來擺脫現今流行的拜金主義、拜物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等,其目的也是促進人的精神的現代化。因此,在建設人的精神的現代化上,它們似乎是相同的。
中華古代文論的研究已經被公認為“國學”的重要方麵。為什麽在經過了“五四”新文化的激烈的反傳統運動之後,在經過了改革開放的商業大潮的洗禮之後,在20世紀90年代,在21世紀之初,所謂的“國學”又會熱起來呢?這是偶然的嗎?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說的,這不過是某些知識分子“為學術而學術”,以逃避社會喧嚷的無奈的行為?
這裏我們認為要談一談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20世紀90年代的“國學熱”之間的聯係。
90年代以來,出現了一種呼喚中華古老傳統文明的熱潮。先秦諸子學派、漢代儒學、魏晉玄學、隋唐達到高峰的佛學、宋明理學、明代心學、清代乾嘉小學等,都被重新拿出來研究。傳統的文學藝術及相關理論的研究熱潮也有增無減。對中華傳統文化評價之高,可以說是空前的。更不用說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大量印刷和廣泛流傳。《唐詩鑒賞辭典》《宋詞鑒賞辭典》等的發行,可能創造了書籍發行之最。我們手邊有一本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唐詩鑒賞辭典》, 1985年就發行了80萬部,到90年代早就超過百萬部。目前一切所謂的暢銷書都在它的麵前“相形見絀”了。曾經在“五四”時期被列為要打倒的“孔家店”(孔子),在經曆了近七十年後,又被尊為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教育家,古代文明的先驅和聖人。一部由中國書店1994年出版的規模達280萬字的皇皇巨著《孔子文化大典》,就是為“隆重紀念孔子誕辰2545年”而作的。在此書題為《孔子——永遠的人類偉人》的“代序”中讚美說:“孔子作為一位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儒家哲學的開山鼻祖,首創儒家學說體係。他的學說、思想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在哲學、社會學、倫理學、教育學、政治學等諸多人文科學領域內均有獨創與建樹,其博大思想,符合中華民族的需求,適應了當時的中國國情,形成了傳之久遠的時代精神。”甚至說:“孔子站在中華民族的前列。‘背著因襲的重擔,肩著黑暗的閘門’,使中國奔向新的未來。”耐人尋味的是用當年反孔先鋒魯迅的話來讚美孔子,其美化孔子之“用心”可謂“良苦”。所謂“新儒學”更是不脛而走,成為學術時髦。老子和莊子開創的道家哲學,也成為香饃饃,受到眾多學者的青睞。一時間,“國學”又成為顯學,連“五四”時期為革命開路的“反傳統主義”也受到各種質疑和詰難。林毓生教授那本廣為人知的《中國意識的危機》,集中批判了“五四”時期陳獨秀、胡適和魯迅的“反傳統主義”,書中說:“這三人在性格、政治和思想傾向方麵的差異影響了他們反傳統主義的特質。但他們卻共同得出了一個相同的基本結論:以全盤否定中國過去為基礎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現代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根本前提。因此,對“五四”反傳統主義所以激烈到主張中國傳統應該予以摒棄的問題,是無法從心理的、政治的或社會學的概念來加以解釋的。”[1]這本書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學界引起廣泛注意。不少學者沿著這條思路對“五四”的反傳統進行這樣那樣的批評,似乎“五四”反傳統精神不行了。當然,也有人不能理解對傳統文化的鼓吹和對“五四”反傳統的否定,認為這些人又要躲到“故紙堆”裏去討生活,對現實生活采取隔離的態度。爭論甚為激烈。這個新的學術景觀是怎樣出現的呢?是傳統文化變了,還是人們的觀念變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