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不對古代文論進行現代的闡釋,但同時又不能不力求曆史本真,不能不尋求古今中外的共同性,不能不堅持民族特性,不難看出,我們遇到了一個兩難困境。
“現代學術視野中的中國古代文論”這一課題,屬於中國古代文論的“宏觀研究”。20世紀的中華古代文論的研究,可以分為曆史的、微觀的、宏觀的三種研究。開始得比較早,成果也比較多,影響比較大的是“曆史”研究。這方麵的著作很多。陳鍾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27,上海中華書局),方孝嶽的《中國文學批評》(1934,上海世界書局),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1934,上海商務印書館),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34,北平人文書店)等,是較早出現的古代文論的曆史研究。1949年以後,中華古代文論研究的著作數量很多,但影響較大的仍是“批評史”方麵的著作,如郭紹虞改寫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劉大傑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劉大傑先生去世後,由王運熙、顧易生繼續其工作,完成了三卷本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還有敏澤的兩卷本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蔡仲翔等主編的五卷本《中國文學理論史》,以及由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篇幅浩繁的七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等。此類著作對於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研究,貢獻是巨大的,它們不但考訂了文論的事實,收集了各代豐富的文論資料,梳理了中國文論的曆史流變,也不同程度地對曆代不同的文論觀點進行了闡釋。今後這種模式的研究,無疑還會有新的發展,但是,這種研究模式的缺陷也是顯然的。即它們作為一種“曆史”呈現,對於保存中華文化之一種的中華古代文論無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如何使中華古代文論通過轉化,成為“現代形態”的文論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作用就比較小。當然,在上述“曆史”研究的同時,所謂“微觀”的研究也很活躍,這表現在對於古代單篇的文論論著、單個文論家、單個文論命題、單個文論範疇、單個文論流派的研究,以及對於某個曆史時期文論的研究上麵。這類研究就數量而言也不少,並且也都十分注意突顯民族的特性。然而無論是曆史的研究,還是微觀的研究,對於中國古代文論整體的研究與把握,並通過這種整體的把握揭示其具有世界意義的普遍規律,以融合到中國現代文論的體係中,為我們今天所利用,就顯得十分缺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