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嶸的“悲悱”說,上承屈原“發憤抒情”和司馬遷“發憤著書”的思想,下啟韓愈“不平則鳴”說、歐陽修“窮而後工”法,形成了中華古代文論史上的“審悲”理論。而更重要的是這種“審悲”理論,所涉及的是個人與家、與國的關係,集中抒發“家國情懷”,具有更豐富的社會內涵,具有更強的社會性。
中國古代文學抒情的特點是,強調抒發的情感既應具有社會性、公共性,又應具有獨特的個性。
(一)“家國情懷”——抒情的社會性
中國古代士人的理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對上要勸諫君王,對下則要教化百姓。這種政治理想反映到文學抒情上麵,就特別強調“家國情懷”的抒發。《毛詩序》寫“發乎情,止乎禮義”,禮義是什麽?在儒家看來,禮義乃是治國的根本。曹丕《典論·論文》說:“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那麽,作為“經國之大業”的文章,具體落實到文學抒情上麵又應該抒發什麽感情呢?鍾嶸《詩品序》寫道: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66]
鍾嶸這段話,很有代表性,他認為,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夏雨、冬月嚴寒,四季中的這些景物最容易感動詩人而被寫進詩中去。聚會時寫詩表達親密的感情,離群索居以詩寄托幽怨。如以下七件事情:
1.屈原被迫離開國都(個人與國家的關係);
2.漢代王昭君外嫁而辭別漢宮(個人與家、與國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