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上述研究，我們基本可以肯定西藏文化中有關“吐蕃僧諍”，特別是有關和尚摩訶衍及其教法之傳統多半是一種由西藏佛教後弘期的學者們人為地創造出來的傳統。隨著9世紀中吐蕃王朝的崩潰，大量古代曆史文獻隨之失落，致使10世紀以後之西藏學者要重構其祖先的曆史變得十分的困難。迄今我們所見有關“吐蕃僧諍”的最早的藏文記載來自sBa/dBa’bzhed，而它對這一曆史事件的表述，特別是其對和尚摩訶衍之主張的表述，顯然主要是依靠蓮花戒所造《修習次第》中的記載建構起來的。而晚出的西藏文獻中對和尚摩訶衍之教法的表述則千篇一律地照搬sBa/dBa’bzhed，這足以說明後弘期的西藏學者限於文獻資料的短缺並沒有可能全麵、正確地把握和尚摩訶衍於吐蕃所傳頓悟教法之精義。而成書於10世紀的《禪定目炬》中作者依靠其尚能見到的大量藏譯早期漢文禪宗文獻，而對和尚摩訶衍所傳頓悟法之見、修、行、果所作的如此全麵、深入的分析，不免令人對吐蕃王朝時期漢、藏佛學交流之深入產生由衷的欽佩和緬懷。隨著和尚摩訶衍及其教法於西藏文化傳統中定格為一種代表異端邪說的符號和象征，漢、藏間佛學交流的管道從此阻斷。雖然，漢地佛教亦曾是西藏佛教之兩大源頭之一，然而於藏傳佛教往後的發展過程中，印度佛教之傳統對其所產生的影響要遠遠超過漢傳佛教傳統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一個被妖魔化了的和尚摩訶衍顯然亦是造成這種局麵的一個重要因素。於西藏佛教之後弘期，漢、藏佛學間像前弘期時這樣深入的交流從未出現過。相反，於漢、藏兩個民族各自有關其對方之宗教文化的“背景書籍”中卻積累了越來越多的跨文化、跨宗教的誤解，這種誤解至今嚴重地影響著兩個民族間文化、宗教的相互理解和欣賞。揭示西藏人有關和尚摩訶衍及其教法之傳統原本就是人為地創造出來的這一事實，即希冀有朝一日西藏人將擯棄他們對漢傳佛教之根深蒂固的誤解，重開互相學習、交流之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