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上述這幾部作品於我是一次十分奇妙和痛快的經曆，深受其啟發，且收獲良多。首先，它們幫助我揭開了進入西方深造後長期鬱結於胸的一個謎團，明白了當今西方世界為何如此熱衷於西藏和藏傳佛教的緣由，了解了西方“想象西藏”的曆史及其社會和文化背景，進而也對今日國際社會出現的“西藏問題”的真實麵目與本質有了較清晰的理解；其次，它們對“神話西藏”本身的刻畫和解構，和對西方那些曾令人高山仰止的學術權威們和他們的著作的批判和解構，徹底掀掉了他們身上令人眩目的外衣，揭穿了他們的學術活動和著作中顯露出的“東方主義”“殖民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本質，幫助我擺脫了自進入學術界以來長期籠罩於我頭上的東方主義影響下的西方學術霸權的陰霾；再者，閱讀一部西方“想象西藏”的曆史實際上是閱讀一部西方的社會發展史和思想、文化史，於我這就像是經曆了一次全麵接受西學的基礎訓練。圍繞著“想象西藏”這一主題而發生在西方和西方人身上的種種離奇的故事是如此引人入勝，它們一次次地把我引入了別有洞天的奇妙世界，常常令我歎為觀止，難以自拔。如西方啟蒙運動中的“浪漫東方”、19世紀最有影響力的西方女性Blavatsky夫人創立的“神智學”（Theosophy）、榮格的“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中的嬉皮士和迷幻藥等等，都曾經令我迷醉，都想刨根問底，一窺究竟。對上述這些故事、文化和社會現象，以及知識和理論的追尋和探究，於我如親曆了一場接受西方知識訓練的盛宴，至今回味無窮。
按照上述這些著作提供的基本線索，我曾經嚐試過係統地梳理西方與西藏互動的曆史過程，並寫文章對西方“想象西藏”的幾個主要曆史階段及其典型特征進行劃分和描述。此外，由於我曾經對藏傳佛教寧瑪派所傳的《中陰聞解經》（Bar do thos sgrol）有過一定的研究，所以對它在西方的翻版《西藏死亡書》（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及其流傳的曆史有十分濃厚的興趣，於是開始收集《中陰聞解經》的所有西文譯本和各種釋讀文本，並對這些譯本的成書過程和背景進行細致的探討，揭露和分析它們中出現的那些明顯脫離了藏傳佛教本來的語境，而典型地反映了西方“時代精神”（Zeitgeist）的因素，發現《西藏死亡書》的每一次重譯實際上製造出的都是一部嚴重偏離原著的新書，通過對西方人發現、翻譯、重譯和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不斷重新解讀《西藏死亡書》之過程及其背景的探尋和揭露中，我們可以譜寫出一部西方近代思想史和社會史。晚近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正組織編寫、出版一套名為《宗教巨著傳記》（Lives of Great Religious Books）的係列小叢書，其中就有Lopez撰寫的《〈西藏死亡書〉小傳》（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A Biograph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在他的《香格裏拉的囚徒：藏傳佛教與西方》中有關《西藏死亡書》那一章的基礎上，對這部書在西藏和西方流傳的曆史及其背景作了更係統的敘述。這部叢書至少也將包括對《易經》和《道德經》等漢文經典的傳播史，將分別由西方漢學家Richard J.Smith和James Robson撰寫。可以想象，如果有人像Lopez研究《西藏死亡書》一樣下功夫研究西方翻譯、接受和解釋如《論語》《道德經》《易經》等其他東方聖典的過程和背景，那麽，我們勢必也可以在它們的背後發掘出許多引人入勝的故事，在它們的譯文和解釋中發現很多硬塞進去的外來貨色，並寫出一部別具一格的近代西方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