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時，西方學者曾就佛教究竟是一種宗教還是一種哲學這一議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一個世紀後，西方人又嚐試將佛教稱為心理學。盡管榮格非常熱衷於東方的精神傳統，曾借助包括《西藏死亡書》在內的東方資源來發展他的心理分析理論，但他明確指出在東方沒有明確產生出類似於現代西方心理學的東西。[40]而四十年後，榮格的這種說法受到了嚴重的挑戰，佛教在西方被不斷地心理學化，佛陀釋迦牟尼被說成是人類已知曆史上最重要的心理學大師，[41]信佛和修佛的目的也從最終解脫生死輪回變成對心理、精神健康的追求。
將佛教心理學化的始作俑者當推Blavatsky夫人。她聲稱人的本性是精神性的，因而讚賞一種精神的心理學，拒絕接受一切諸如試驗心理學一類的現代心理學，反對利用物理學的概念和程序來研究人類的精神活動。作為靈魂之科學，靈智學將佛教、西藏和心理學統一到了一種精神的話語（spiriual discourse）中。其次，榮格作為一名職業心理學家對佛教的推崇為佛教的心理學化注入了新的養分。盡管榮格的思想根植於浪漫的自然哲學和生機主義，但他在許多觀念上與靈智學派同出一轍。他一再強調亞洲宗教中有對心理之功能方式的深刻認知。他對亞洲宗教的興趣無疑影響了一代職業分析和形體心理學家，致使越來越多的亞洲宗教概念在現代西方心理學之專業術語中得到定義，一些亞洲宗教的修行方法如坐禪、修心等也逐漸成為西方人心理治療的工具而得到推廣。越來越多的西方人相信東方能為西方提供一種潛在的醫治精神創傷的方法。而最終在西方開設各種各樣的坐禪中心，正式將佛教修行方式作為心理治療的工具在西方加以推廣的是一批自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從印度移居西方的流亡藏族僧侶。這批藏族喇嘛敏銳地感覺到了西方人對東方宗教所能提供的精神養分的渴望，及時把握時機，開出了一家又一家的坐禪中心，為尋求精神解脫的西方人提供了一個又一個理想的精神去處。在這批喇嘛中最早最成功的當推塔堂（Tarthang Tulku）和仲巴（Ch?gyam Trungpa）兩位活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