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之傳，必資翻譯，曆觀自古翻譯之大家成百上千，然而以義譯經，譯論能比秦之羅什、唐之奘公者，寥寥無幾。翻譯之難，可想而知。譯經需名物相對，言義相切，若非博通經論，善兩方之語言者，無法為之。所以在藏文中譯師的另一個名稱為“兩種語言者”（skad gnyis pa）。以羅什、奘公彌天之高，尚稱不易，今之譯者何其易哉。古人對譯著優劣之評判，多集中在旨意和文辭兩個方麵，若旨意曖昧，則譯者會受“未盡文”之嫌，若文辭拙劣，則是譯者潤色之失。而今人之翻譯，特別是東西方宗教、哲學類文獻的互譯，通常出現一個比旨意、文辭更緊要的問題，即如何解釋文本之微言大義（Interpretation）的問題。因東西方文化背景迥然不同，一字一句的、機械的直譯，不但會使譯文詰屈聱牙，令人無法卒讀，而且也根本無法全麵傳達深藏於文本中的微言大義；就是相對比較靈活的意譯，也仍然無法完全解決這種因東西文化之間的差異而造成的文本的不可讀性。因此，對譯文作必要的解釋不但是應該，而且是必須。從這個意義上說，翻譯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解釋和再創造的過程。可由於東西雙方各有自己很深的文化積累，每個詞匯、概念都帶上很深的文化烙印，因此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每個詞匯、概念的選擇，實際上都已經帶上了自己的某種價值評判，要完全將自身文化傳統的影響排除在外，創造出一個十分客觀、真實的譯本幾乎是不可能的，哪怕譯者是一位不但善雙方之語言，而且也通雙方之學問的高手。文本的翻譯如此，對文本之微言大義的詮釋則更難做到客觀、真實，若以今人、東人、西人之心，度古人、西人、東人之腹，從今人的現實需要和思想觀念出發，對古人、他人的文本及其該文本所傳達的思想作隨意、功利的詮釋，則難免穿鑿附會，所謂差之毫厘，失之千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