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自然的屏障和政治的原因，直到20世紀80年代西藏對外開放為止，真正成功地闖入西藏的西方人屈指可數。所以，西藏一直是西方人可以展開幻想的翅膀自由地飛翔的地方。翻開幾個世紀來一代又一代西方人關於西藏的一本又一本記載，我們讀到的絕不隻是美麗的神話。這兒同樣也有噩夢和謊言。西藏一會兒被捧上了天，一會兒被打落了地。但不管是上天還是落地，西藏一直是一個被扭曲了的與西方文化本身恰好相反的形象，西藏作為西藏——一個實實在在的物質的、文化的實體——實際上從來沒有在西方得到真正的關心。西方人發現、認識西藏的曆史表明，盡管他們今天將西藏視為一切美好的東西的化身，但他們對西藏和他們對待其他東方國家和民族的態度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
一般說來人們對一個陌生民族的認識總是從這樣兩個方麵開始的：他們在哪些地方和我們不同？他們又在哪些地方與我們相類似？並且從這兩個方麵予以或褒或貶的評價。具體到西方對西藏的認識過程，歐洲人首先接受他們熟悉的東西，例如藏人宗教生活與天主教教會的某種類似。其次，他們對西藏與他們自己的不同點或者貶為愚昧、落後，或者將他們作為那些在西方已經失落了的東西的化身而加以褒揚。與此同時，西方西藏形象的形成還深深植根於傳統的亞洲與歐洲相對立的兩極之中。歐洲將自己定義為理性的、啟蒙了的、明智的、善討論的、主動的、科學的、民主的等等。而亞洲則正相反，是非理性的、未啟蒙了的、重感性的、他們對對立麵聽之任之、被動內向。政治上獨裁專製，隻有絕對的暴君和俯首帖耳的臣民。而西藏的神權統治在歐洲人眼裏自然而然地成了中世紀的殘餘。在東方與西方（West and East，Occident and Orient）之間被曆史性地、而非理性地建立起了一種兩極對立的關係，一種聖潔的和被玷汙的、根本的和派生的、神聖的和妖魔的、好的和壞的對立關係。這種兩極對立的遊戲在西方認識西藏這個具體實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