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西藏在西方被妖魔化的原因除了經曆了啟蒙運動的歐洲人對落後、野蠻的西藏的鄙視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西藏的宗教從一開始就被西方的旅行家、傳教士與羅馬天主教拉上了關係。從馬可波羅、鄂多立克和方濟各派教士魯布魯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等於元朝來華的歐洲商人、傳教士那兒，我們就能聽到關於西藏宗教與羅馬天主教有許多相同點的說法。例如，鄂多立克將西藏的大喇嘛比作羅馬的教皇。魯布魯克從喇嘛手中的念珠聯想到天主教神父手中的念珠等。這種比較先後被天主教和新教的東方詮釋者們利用，雖然他們利用的方法和目的南轅北轍，但殊途同歸，得出的結論完全一致。
最早到達“大韃靼帝國”的天主教觀察家之一、多明戈派傳教士Jourdain Catalani de Severac就曾對他的見聞做過如下報道：“在那個帝國內有許多神廟和男女寺院，就像是在家裏，唱詩和祈禱，完全和我們一樣。那些偶像的大祭司神身穿紅袍，頭戴紅帽，就像我們的那些主教大人一樣。祭拜偶像時這樣的奢華、這樣的壯觀、這樣的舞蹈、這樣隆重的典禮，真是不可思議。”而於1661年到達拉薩的德國耶穌會士John Grueber所見到的西藏喇嘛則簡直與天主教神父沒有什麽區別：“他們用麵包和葡萄酒做慶祝彌撒時的聖餐，作臨終塗油禮，替新婚夫婦祝福，為病人祈禱，建女修道院，隨唱詩班唱詩，一年內作幾次齋戒，進行最殘酷的苦修，包括鞭打；替主教授職，派出極其貧困的傳教士，光腳雲遊四方，遠及漢地。”
這種驚人的相似點一旦被觀察到，就有必要給以解釋。最早作這種嚐試的是於1844年到1846年在漢地和西藏旅行的Vincentian傳教士Evariste-Regis Huc和Joseph Gabet。在他們的遊記《1844－1846年在韃靼、西藏和漢地的旅行》（Travels in Tartary，Thibet，and China 1844－1846）中，他們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西藏佛教最主要的教派黃教——格魯派的創始人宗喀巴年輕時曾遇見過一位來自極西方、大鼻子、眼睛閃閃發光的喇嘛，後者收他為徒，並給他授戒，傳授所有西方的學說。而這位奇怪的喇嘛原本是一位天主教的傳教士。這樣，西藏宗教和天主教的種種相似點也就不難得到解釋了。可惜的是這位西方的“喇嘛”尚未來得及將全部的西方教法傳授給宗喀巴就不幸中途夭折了，否則的話西藏早已全盤西化，改宗天主教了。[24]這種借助“譜係”、訴之於曆史影響的方法在人類學上被稱為“擴散主義”（diffusionism），大概是用來對不同地區、文化中同時出現的相同的現象和特征進行解釋的最常用戰略。中國曆史上出現過的《老子化胡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通常這種追述譜係的嚐試，不但在西藏宗教和天主教之間建立起了一種曆史聯係，而且與此同時一種根據離最原初的祖先之影響力的時間的遠近劃定的等級製度也被建立起來了。這樣Huc和Gabet既可以宣布宗喀巴的佛教有“可靠的”成分，因為它的根源是他們自己的天主教教法；同時，他們又可以聲稱宗喀巴的教法是不完整的，因為他沒有從那位神秘的大鼻子喇嘛那兒學到全部的教法。而現在那位西藏喇嘛未竟的事業就要靠他們自己來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