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擴張的幫助下，越來越多的傳教士來到了西藏或者藏語文化區。與Desideri這樣的早期傳教士不同的是，這個時期很少有人會對西藏的宗教作客觀的了解和研究。殖民主義者的強烈的文化優越感使他們完全失去了宗教對話的興趣，在他們眼裏，西藏宗教實在不能稱之為宗教。前引那位加拿大女教士Rijnhart的那段話可算是那一代傳教士對西藏文化之評價的典型。與此同時，在歐洲的大學、研究所中的佛教研究者也以藏傳佛教為佛教的變種、墮落，認為它實際上不能算是佛教，而是所謂的喇嘛教。
在19世紀的歐洲，特別是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佛教大受歡迎。佛陀被視為印度雅利安人的曆史上出現的最偉大的哲學家，他的教法是一個純粹的哲學、心理學體係，它建立在理性和謹慎的基礎之上，反對儀軌、迷信和祭司製度，佛教內部沒有等級製度，它向世人顯示個人如何能夠在不帶傳統宗教的標識的前提下過一種道德的生活。英國偉大的東方學家們在佛教中看到了理性和人道。當然，這樣的佛教既不見於今天的印度，也從未出現在漢地和西藏。它早已死亡；如果說今天它還存在的話，那麽它就在大英帝國，被控製在帝國內最優秀的東方學家手中。正如Philip Almond指出的那樣，“至1860年，佛教不再存在於東方，而是存在於西方的東方圖書館和研究所中，存在於它的文本和手稿中，存在於解釋這些文獻的西方學者的書桌上。佛教成了一種文本物（textual object），通過它本身的文本性而得到定義、分類和解釋。”精通希臘和拉丁文的歐洲佛教學者選中他們自己認為最接近於佛祖本意的梵文、巴利文佛經作為其研究對象，並據此創造了他們自己的“古典佛教”版本，這些學者中的大部分畢生沒有到過亞洲，因為完全沒有必要，他們在他們的圖書館中擁有了佛教。對他們而言，根據這些古典佛經推廣的古典印度佛教已經死亡，已不再能與歐洲的知識相對抗。亞洲現存的佛教，不管是斯裏蘭卡，還是中國、日本的佛教都是野狐禪，是變種，他們對佛法的解釋不可靠、他們的教徒沒學問，不足以擔當傳承佛法真諦的重任，而這個重任責無旁貸地落到了歐洲佛教學者的肩上，他們才是這種古典傳統的真正和合法的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