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的討論可知，迄今我們對密教的認識確實還沒有擺脫盲人摸象的狀態，所以，雖然我們可以根據上述對密教的定義辨別出印藏佛教或者東亞佛教傳統中出現過的密教修習因素，但很難判定作為一個宗派或者一種傳統的“唐密”是否真的存在過。一方麵，正如Sharf所說的那樣，密咒、手印、儀軌、偶像崇拜、祝禱、追求成就、體認三密等可以被認為是密教因素的東西遠早於開元三大士就已經出現；但另一方麵，即使是所有被認為是開元三大士所傳的密教恐怕也不可能涵蓋前述所有那些被認為是密教之主要特征和因素的東西。不管是密教，還是後人對密教傳統的判定（classification）和對密教曆史的建構，它們都還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發展的過程之中。
漢傳密教史研究遭遇無法擺脫的困境，除了由於密教始終缺乏一個清晰的定義以外，還有另外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即漢傳密教曆史的構建受到了印藏密教史的多方麵的影響。二百年來，在西方學者所構建的佛教史中，密教始終是被作為佛教衰亡期才出現的宗教運動，所以，它的出現不可能太早。而將漢傳佛教中出現密教傳統的時間定在開元三大士傳授“唐密”的時候，卻正好暗合了西方學者關於密乘佛教的文本於公元7、8世紀才最初出現的時間認定。如果說構成密教的根本就是它的文本，即所謂“本續”（Tantra），那麽迄今為人所知的最早的“本續”是密乘佛教的《密集本續》（Guhyasam?ja Tantra）和《喜金剛本續》（Hevajra Tantra），它們分別被認為是密乘佛教無上瑜伽部的父續和母續部的根本續。[21]關於它們最早出現的年代，學者間曾有過長期和激烈的爭論，或以為最早出現於公元3世紀（《密集本續》），或以為直到公元8世紀（《喜金剛本續》）才出現。目前學者相對而言普遍認可的說法是，密教本續的出現大概是在公元7世紀。[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