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密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工程，而其中一個重要的子工程就是首先要完成對密乘佛教曆史的基本想象，否則就難以確定密教研究的資料範疇、解釋方法以及用於曆史知識結構中的意識形態等等，也就難以進而為密教研究在現代學術界合情合理地取得一席之地。有意思的是，我們通常所讀的曆史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那些成就曆史之具體事件和事實的產物，我們所寫的曆史常常無法如我們所期待的那樣十分客觀地還原曆史的真實（wie es eigentlich geschehen ist）。曆史經常是那些設置、建構曆史的曆史學家們的詩意的想象，是一種將這些事實置於某個傳統敘事結構中的想象。如同一切人類活動，西方學者們對印度佛教史的最初的想象過程也有自己的一段曆史。
美國芝加哥大學神學院教授Christian K.Wedemeyer先生曾發表過一篇題為《修辭、分類學與轉向：簡論佛教密宗曆史編纂源流》的文章，分析從19世紀早期直至今日支撐著印度密乘佛教史結構的話語體係的演化，以及這種結構化（以及正處於結構化過程中）的敘述是如何隨著對密教的研究的推進而發展變化的。[28]Wedemeyer強調曆史的建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敘事形式的製約，後者不隻是曆史學家在其中安放材料的外部包裝，而是一種不可或缺的認知工具（cognitive instrument），沒有這個工具我們根本沒有辦法獲得某種現象的“曆史”。迄今為止，曆史學家們最為常用的理想化曆史敘事模型就是將曆史當作一種有機發展的過程（organic development），任何故事、曆史都像人的一生一樣要遵循一個有機發展的周期，即如黑格爾“將任意給定文明的曆史以及文明本身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出生與原生長時期、成熟時期、老年時期，以及瓦解和死亡時期”一樣。根據這一原型的觀點，如同植物和動物一樣，任何文明現象都會經曆一個出生、成長、成熟、衰落和死亡的過程，所以，所有的現象都可以被看作是在沿著這一軌道行進中的某個階段的產物。於是，任何城市、國家、思想流派、政黨，乃至宗教，都被放到這個模型中進行概念化，而其曆史過程中的各個事件也因循這個模型而得到了相應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