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賽（Hoosain，1991）提出視覺技能和閱讀經驗存在交互影響，即個體的視覺能力能預測兒童早期的閱讀表現（Ho，Bryant，1997；Siok，Fletcher，2001），而閱讀這項活動本身也能夠促進視覺能力的發展。對初學者而言，閱讀中文的過程需要充分注意視覺信息的細節，中文閱讀就是不斷練習視覺識別技巧的過程。因此，長期閱讀會增強兒童視覺能力。前文曾提及簡體字與繁體字在很多方麵存在差異，但究竟是簡體字還是繁體字所帶來的視覺負擔較重則存在兩種可能的說法。鑒於簡體字在平衡漢字結構合法性和易識別性上有所欠缺（Kummer，2002），識別和區分簡體字所造成的視覺負擔可能比識別繁體字更重；另一種可能性是，由於繁體字包含的視覺信息（平均筆畫數目）比簡體字多，因而在識別過程中需要更多視覺認知資源，故造成更重的認知負擔。然而，直接比較繁體字或簡體字視覺認知加工過程的研究寥寥可數。
我們支持前一種假設，即簡體字識別對認知的負荷更重。相應地，學習簡體字的兒童在視覺技巧上得到了更多的鍛煉，與同年齡段學習繁體字的兒童相比，他們可能擁有更好的視覺技巧。而支持該理論假設的相關實驗證據來自兩項兒童以及成人研究（McBride-Chang et al.，2005）。研究發現，在視覺識別（visual discrimination）、視覺完型（visual closure）、視覺—空間關係判斷（visual-spatial relationship）等測驗中，湖南湘潭的兒童（學習簡體字）得分顯著高於香港地區（學習繁體字）的同齡兒童。為了比較不同華人社會兒童中文讀詞發展，研究發現，在漢字識別的任務中，內地兒童和港台地區兒童相比更容易出現視覺錯誤，即更容易選擇與目標字視覺特征相似的混淆選項（Chen & Yuen，1991）。而這一現象意味著，內地兒童在中文識別中更多地依賴於視覺線索對漢字進行分析性認知加工。這種認知加工傾向，很可能是簡體字學習才產生的。成人研究發現也與此推斷一致。有研究者曾提出，分析性視覺加工能力（analytic processing）的提高，以及整體性視覺加工能力（holistic processing）的減少標誌著中文識別能力的提升（Hsiao&Cottrell，2009）。而另一項研究恰恰發現，與學習繁體字的閱讀者相比，學習簡體中文的閱讀者的分析性認知加工能力更為突出，而這種認知加工能力還可以遷移到繁體字識別上（Liu & Hsiao，2012）。由此可以推測，在漢字的視覺加工上，學習簡體字的成人可能比學習繁體字的成人更有優勢。除了來自行為實驗的證據，一項事件相關電位（ERP）研究也為我們提供了腦電證據，支持學習簡體字能更有效地促進視覺認知加工能力這一理論假設（Peng，Minett，Wang，2010）。基於閾限感知（liminal perception）的實驗發現，來自內地的簡體字使用者在識別真字和非字材料時，感知真字時的P300（腦波成分）波幅比感知非字時更大；而香港地區的繁體字閱讀者在感知真字和非字時，P300波幅則不曾出現顯著差異。研究者通常認為 P300腦波成分（Satton et al.，1965）是由新異刺激引起的，即與標準刺激性質完全不同的刺激材料（Donchin et al.，1978）。因此P300腦波成分波幅越大，意味著該新異刺激引起的喚醒水平越高，亦意味著大腦正進行更深入的視覺識別認知加工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