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將人與禽獸之分提到了突出地位，並反複加以辨析。這一問題所涉及的，實質上也就是天人之辯。在孟子看來，禽獸是一種自然的存在，如果一個人回到自然的狀態，則他與禽獸也就沒有什麽區別了。具體地說，人與禽獸之別究竟體現在哪裏呢？孟子首先從內在的心理層麵做了規定。按孟子之見，凡人皆有普遍的道德情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2]正是這種本善之心使人超越了自然的狀態，並成為一種文明化（人文化）的存在。在談到舜的“在”世方式時，孟子曾對此做了闡釋：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3]
這裏的“幾希”之性便是指以惻隱、羞惡等形式表現出來的心理道德情感。它的存在，使人即使生活在自然的環境之中，也依然保持人之為人的本質規定，並對人類社會特有的道德現象（善言、善行）產生巨大的向心力。
孟子把人與禽獸、自然狀態與人化的社會區別開來，並要求超越自然的狀態而提升到異於“野人”的文明（人化）層麵，這無疑體現了奠基於孔子的儒家人文主義取向；而他從人性之中去尋找人不同於禽獸的本質規定，則表現了把仁道原則與內在心理情感聯係起來的思路。事實上，在孟子看來，作為文明社會基本規範的仁道原則，便是人的內在心理情感的展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4]孔子曾以思念父母的情感為孝（仁的具體形式）之根據，孟子的如上看法與此顯然有相近之處。不過，孔子在談到情感與孝的關係時，主要側重於情感的自然流露，而孟子所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等則被視為人異於禽獸、野人的特殊本質（性），因而更多地帶有理化（人化）的色彩，就此而言，孟子似乎更突出仁道與自然的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