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對仁道原則的注重，同時意味著確認人（主體）的力量：當他強調天下興廢係於仁人時，實質上即從一個側麵突出了主體的曆史作用。與孔子一樣，孟子一開始便懷有十分強烈的使命意識。他曾遊說奔走於諸侯之間，為實現仁政的理想而不遺餘力，而這種社會責任感，便是基於“舍我其誰”的自信：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14]
這當然不僅僅是個人的自大虛狂，毋寧說，它體現的乃是一種深沉的曆史自覺：天下之平治，並不是展開於主體之外的過程，它最終通過主體的作用而實現；所謂“我”，便可以看作主體力量的象征。曆史由人主宰的信念與自我的使命意識相融合，使儒家形成了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
也正是以如上的信念為根據，孟子將身視為天下國家之本：“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5]這裏的“身”並不是一個生物學的概念，而首先具有社會學的意義。從家、國，直到整個天下，形成了一個層層相關的社會構架，而這一構架的最終承擔者，則是無數的個體。換言之，主體的活動不僅影響著曆史的進程，而且構成了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本），可以看出，人的作用在此確實得到了空前的高揚。孟子的這一思維趨向為後來的《大學》所進一步發揮，並對整個儒家的思想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不過，在孟子看來，盡管人參與了曆史過程並影響著這一過程，但人的作用同時又受製於主體無法支配的超越力量。平治天下固然離不開“我”（“舍我其誰”），但這一過程的完成，卻是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為前提的[16]，後者乃是一種帶有宿命性質的曆史演變趨勢，它在某種意義上表現為超驗主宰的安排。當然，這種主宰並不是人格化的神，但它確實又超然於曆史過程之外。從孟子關於舜繼堯位的一段議論中，我們便不難看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