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以不失其義為獨善其身與兼善天下的統一基礎，內在地蘊含著對義的注重。義作為一般的當然之則，其內化形式表現為主體的道德意識。就後一含義而言，不失其義也就是確立並保持穩定的道德意識，這種道德意識，孟子稱之為“恒心”。恒心的形成以什麽為前提？孟子對此做了探討：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是故明君製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43]
製民之產，是孟子仁政說的基本內容之一，作為仁道的引申與展開，它同時又被賦予了道德的意義：正是恒產，構成了恒心的必要條件。在此，孟子已開始注意到了道德意識與經濟境況之間的關係：恒心總是建立在恒產之上。相對於孔子“義以為上”的命題，孟子的如上看法無疑已觸及道德的外在基礎。
就其深層內涵而言，恒產與恒心所涉及的，乃是人的需要與道德要求之間的關係。所謂製民之產，無非是使人們能夠獲得一定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從而得以滿足基本的物質需要（“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隻有在達到這一點之後，才可能產生道德的要求（使之從善）。關於這一點，孟子在另一處做了更明確的闡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44]水與火在日常生活中總是多而易得，如果滿足基本需要的生活資料（菽粟）能像水火那樣充足，那麽，要求人們去遵循道德規範便變得比較容易了。在這裏，孟子實際上對人的感性需要采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並把這類需要的滿足視為一種合理的要求。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以基本感性需要的滿足為“仁”的前提，這就肯定了，不能把道德理解為遠離基本需要的抽象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