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作為當然之則，具有普遍的規範功能，但這種規範作用並不僅僅是通過劃一不變的方式實現的。孔子已注意到這一點，而孟子對此做了更明確的闡述：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51]
這裏已明確提出了“權”的原則。“權”[52]的本義是衡量物之輕重，作為一種行為原則，其含義則是靈活變通。與“權”相對的是執一。所謂執一，即拘守某種規範而不知變通。執一必然導致一般規範的僵化，並使之難以應付豐富多樣的社會生活（舉一廢百），從而最終限製規範本身的作用（賊道）。一般而論，對原則的靈活變通，總是與個體的特定存在相聯係，並且最終又是通過具體的個體而實現的。以“權”否定執一，意味著個體並非一般原則的附庸，它內在地蘊含著對個體存在價值的確認。
作為原則的靈活變通，“權”的基本要求是對不同的存在情景做具體分析。關於這一點，孟子曾舉例做了闡釋：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53]
按照禮的規定，男女之間不能直接授受，但在某些情景之下（如嫂不慎落水），則可以不受禮的以上限製。在此，對所處情景的具體分析便構成了靈活運用原則（權）的前提。這種以境遇分析為依據的“權”，又稱為“時”。在孟子看來，孔子便是“聖之時者”，因為他既不像伯夷那樣“治則進，亂則退”，也不同於伊尹之“治亦進，亂亦進”，而是能夠根據具體情況，恰當地調整行為方式：“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54]“時”或時中的觀念，在後來的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與“權”一樣，它所體現的，乃是對具體存在境遇的注重。
主體所麵臨的境遇，不僅呈現出特殊的形態，而且往往包含著內在的緊張與衝突，後者在更深的層麵上表現了境遇的複雜性，並使“權”與“時”進一步成為必不可少的行為環節。《孟子》中記載了一段饒有趣味而又耐人尋味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