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代表的是社會的普遍規範，自然則與個體的自性相聯係，因此名教與自然之辯背後所蘊含的，乃是人的主題。相對於大一統的兩漢，魏晉時期名教的鉗製相對鬆弛，崇尚個性蔚為一時之風氣；另一方麵，“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66]。在這種動**的年代，個體往往感受到存在的危機，如何協調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成為敏感的思想家所時時關注的問題，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過程，則始終與儒家群己之辯相關聯。
（一）從達自然之性到一以統眾
王弼要求以自然為本，不僅旨在化當然為自然，而且邏輯地蘊含著對個體自性的注重。按王弼的看法，個體人格要達到理想的境界，固然離不開教化，但這種教化並非人為的強製，而是一個因而不施的過程：
聖人達自然之性，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為，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67]
這既是對待自然對象的原則，又涉及對主體的態度[68]，就後者而言，所謂因而不為、順而不施，也就是從主體固有的潛能出發加以引導。人的個性往往各不相同，順而不施與“暢萬物之情”相聯係，便同時意味著尊重主體的個性特點，使之達到真正的“自得”。反之，如果違逆個性，對主體加以人為的塑造，則勢必失卻本真的自性：“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69]唯有尊重自性而不橫加幹涉，才能使個體得到適當定位：“無為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70]所謂各適所用，便含有使各自的個性得到相應發展之意，這裏無疑內在地體現了個體性原則。
個體性原則當然不僅僅表現為對自性的尊重，它在更普遍的意義上同時關聯著個體的存在。在解釋《周易·無妄》卦時，王弼說：
處不可妄之極，唯宜靜保其身而已，故不可以行也。[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