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與自然和名教、個體與整體之辯相聯係的，是人的自由問題。[110]玄學好談自然，而順乎自然很容易引向逍遙（廣義的自由）；玄學又重個性，而個性的伸張同樣在某種意義上蘊含著對自由的向往。但就玄學的主流而言，自然總是受到名教的約束，個體則始終受到整體的抑製，這種約束和抑製在更深的層麵上又關聯著必然之理。於是，如何協調逍遙的理想與必然的製約，便成為魏晉玄學又一理論重心。曆史地看，這一問題的討論同時又表現為儒家力命之辯的進一步展開。
（一）以道禦變：自由的限度
從自然的原則出發，王弼要求“因而不為，損（順）而不施”[111]。這裏既突出了自然的原則，又蘊含著反對外在壓抑之意，二者從不同的方麵表現出對個體自主性的某種容忍。事實上，相對於兩漢的正統儒學，王弼確實更多地注意到了人格的塑造不能離開主體的自主選擇。就主體的行為而言，正由於主體在社會生活中的活動與自主的選擇相聯係，因而王弼一再強調求諸己：“無責於人，必求諸己。”[112]不難看出，這裏的前提便是主體的行為並非僅僅由外在的力量所左右。
個體的自主性當然不僅僅在於“求諸己”，它同時又涉及主體與對象的關係，並相應地有其本體論的根據。在對“變”做界說時，王弼指出：
變者何也？情偽之所為也。夫情偽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巧曆不能定其算數，聖明不能為之典要，法製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113]
現象的變化往往具有隨機性，很難用一種統一的模式來規定，這種不可為典要的隨機現象，也就是所謂“適然”（偶然），它在本質上乃是必然之道的外在表現：“權者，道之變。”[114]作為道的外在表現，偶然的現象往往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氣質柔順者，可以有偏愛剛強的外觀，表麵好動者，其性格也許喜靜，這種現象常常因物因人而異，“不可豫設”[115]。正是客觀上存在的這種偶然現象，為主體的選擇提供了前提。偶然性無非是外在的可能性，正因為現象的變化可以如此，也可以如彼，亦即蘊含了不同的演變可能，因而主體才具有某種選擇的餘地。當然，也正因為偶然性不可預設，因而給主體的選擇與行動帶來了困難：“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116]王弼的這些看法注意到了偶然性的存在，並把人的自主選擇與偶然性聯係起來，從而使自由問題的考察超越了主體意願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