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以後，隨著佛教的盛行和道教的流播，逐漸形成了儒釋道三足鼎立的格局。隋唐兩朝，佛教的聲勢幾乎一度壓倒了儒學。作為異教，佛道與儒家在某些方麵固然存在價值觀上的衝突，但二者又多有契合之處。這樣，儒釋道之間便形成了相拒而又相融的複雜關係。盡管儒學在這一時期並沒有完全失去正統地位，但異教的崛起畢竟使其在文化價值層麵的獨尊受到了嚴峻的挑戰。隋唐時期的儒家思想家對此做出回應的不乏其人，其中，韓愈與李翱為複興儒學而做的努力，更為引人注目。[1]不過，這種努力更多地表現為拒斥異說，維護道統，在理論（包括價值觀）上往往缺乏係統的建樹。[2]從理論的層麵使儒學形成複興之勢的，是宋明時期的理學。
理學在西方常常被稱為新儒學（Neo-Confucianism），晚近的儒學發展三期說又將理學界定為第二期儒學，這些看法無疑注意到了理學對儒學傳統的延續。當然，理學在承繼原始儒學的同時，又使之發生了某種轉換。與玄學主要展現了儒道合流的曆史趨向不同，理學在更廣的背景下表現了文化（包括價值觀）的趨異與整合，其中的主旋律便是隋唐以來儒釋道的相拒和相融，後者與隋唐以後社會的曆史變遷交互作用，使儒家的價值體係出現了折變。
理學作為宋明時期的時代思潮，有其大致相近的思維與價值趨向，但它同時又衍化為不同的流派。從形上之學的層麵看，理學有注重心、理、氣的分野；從價值觀上看，以二程（程顥、程頤）和朱熹為代表的正統理學，與陸（九淵）王（陽明）所代表的心學，則似乎體現了更值得注意的相異趨向。[3]二者在價值觀上雖基本上屬於同一係統，但在若幹問題上又各自強調了不同的側麵，從而形成了價值取向上的某些差異。本書著重從總體上考察儒家價值原則在理學中的演變，同時亦對理學重要的內在差異做必要的辨析，以較為完整地把握儒家價值體係演進的曆史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