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先秦開始，對人（作為族類的人）自身價值的反省，便構成了儒家價值體係的邏輯起點，而這種反省一開始即關聯著廣義的天人關係（包括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魏晉以後，特別是隋唐時期，佛道二教風行，對神的膜拜漸漸使人自身的價值變得模糊了，儒家的人文原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於是，對人自身價值的重新確認，便曆史地提到了理學的麵前。與玄學首先注目於天不同，理學一開始便將側重點轉向人自身的價值。《老子》曾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這裏既蘊含著道法自然的觀念，又表現出忽視人文價值的趨向，後者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佛道的共同看法。對這種價值取向，理學家頗有異議。理學的奠基者之一張載便明確提出：“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則非也。”[4]質言之，人不同於物，因而不能將對待物的原則運用到對待人之上。這是對人道的莊嚴維護。朱熹對人的內在價值做了更直接的肯定：“天地之性，人為貴。”[5]在這方麵，理學確實上承了儒家的人文傳統。
從肯定人文價值出發，理學對人道的內涵做了更多的考察。在著名的《西銘》[6]中，張載寫道：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7]
《西銘》的這些思想一再受到其他理學思想家的稱道和讚賞，如二程便認為，“《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8]。朱熹亦作《西銘論》，對其思想加以闡發。可以說，《西銘》大致代表了理學共同的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