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命的強化
與天人之辯上強調當然（人道）相聯係，宋明新儒學常常表現出相當自覺的曆史使命意識。理學的奠基者張載曾有如下名言：
為天地立誌[40]，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41]
這是一種十分宏大的抱負，而在這種抱負背後所蘊含的，則是對主體力量的高度自信。當然，立誌、立道雲雲，還帶有很濃厚的形而上意味，但為萬世開太平卻體現了相當具體的曆史內涵：平天下之責在人而不在天。如前所述，儒家從孔子開始，便已形成了人能弘道的堅定信念。在新儒家那裏，這種弘道的傳統無疑進一步得到加強。
從為天地立誌到為萬世開太平，對主體力量的確信，誠然還與形而上的原則相聯係，但在現實的人倫領域，這種確信則開始取得了更為直接的形式。按照新儒學的看法，富貴與否，固然非自我所能決定，但在道德上，自我卻有自主選擇的權能：“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42]所謂求之而無不得，強調的便是道德的自律性。朱熹同樣肯定了在行為選擇上的自主性：
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成仁。[43]
這裏的罪並非僅僅限於法律意義，它大致相當於廣義的惡。在理學家看來，善惡的選擇並不是強製的結果，它完全取決於自我（在我而已），極而言之，殺身成仁這樣崇高的行為也首先建立在自主選擇的基礎上。這些看法，確實上承了儒家注重道德自由的傳統。
主體的自主性當然不僅僅限於道德行為的選擇，它同時展現於更廣的社會生活中。理學的理論先驅周敦頤便已注意到了這一點：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天乎？人也，何尤！[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