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利之辯是儒家價值體係一再涉及的問題。孔子而下，不同時代的儒家思想家對義利關係做了種種辨析。作為儒學的傳人，理學家同樣將義利之辯視為價值觀的一個重要方麵。程顥曾說：“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131]由此不難看出宋明新儒學（理學）對義利關係的注重。當然，在理學家那裏，義利之辯又被引申為理欲之辯，從而使其價值體係亦呈現出更為複雜的形態。
義具有內在的價值，這是儒家的基本理論設定，這一預設同樣為宋明新儒學所接受。不過，新儒學並沒有停留於以上信念，而是試圖通過引入理，對此做出進一步的論證。朱熹曾對義做了如下界說：
義者，天理之所宜。[132]
理總是超越了特殊的時空，因而具有普遍必然性。作為當然之則的義，之所以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即在於它體現了理的要求。新儒學的這一看法注意到了當然之則與普遍（必然）之理的聯係，其視野無疑較前人更為開闊。義作為行為的規範，不能僅僅建立在個人的利益追求之上，因為各人之利總有特殊的一麵。不同個體之間的利益往往彼此衝突，在此基礎上很難形成普遍的準則。理則體現了社會人倫普遍的本質的聯係，唯有以此為根據，才能使義（規範）超越特殊的功利計較，成為普遍的行為準則。朱熹溝通義與理，顯然多少有見於此。當然，新儒學之以理規定義，更多地著重於為義的至上性提供本體論的論證。如前所述，在新儒學中，理不僅具有普遍的品格，而且被賦予超驗的、形而上的性質，與之相聯係，以理釋義，同時亦意味著義的超驗化與形而上化。
這種超驗化首先表現為義與功利的脫鉤。在新儒學看來，義既然體現了天理的要求，則不應包含任何功利的內容。換言之，合乎義（當然之則）便不必考慮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