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義利之辯到理欲之辯，作為普遍規範的義與理逐漸被提到了至上的地位，後者上接了儒家的經學傳統，並使之進一步向權威主義的價值觀衍化。當然，宋明新儒學的這一主流更多地體現了正統理學的發展趨向。在陸、王那裏，與心即理的主張相應，權威主義的原則多少有所弱化。
（一）天理的權威化
義理具有一元性，是正統理學的基本信念。張載已明確指出了這一點：“天下義理隻容有一個是，無兩個是。”[168]程、朱對此做了進一步的發揮：
理則天下隻是一個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169]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即這一個道理，亙古亙今，未嚐有異。[170]
質言之，理（道）是超越時空的最高準則，從古至今，天地之內，一切對象無不受其製約。在此，理（道）的至上性與理（道）的唯一性開始重合為一，而理本身由此也獲得了絕對的性質。
作為貫通天下古今的絕對準則，理構成了主體行為所不可逾越的規範。從飲食起居到社會交往，一切言行舉止，無論巨細，均應納入天理的框架之中：“百行萬善總於五常。”[171]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亦即理的具體節目。麵對天理的絕對製約，主體唯有無條件的順從，而不能有絲毫偏離：
說非禮勿視，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眼，不曾教自家視非禮，才視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耳，不曾教自家聽非禮，才聽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言，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個口，不曾教自家言非禮，才言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個身心，不曾教自家動非禮，才動非禮，便不是天理。[172]
孔子曾提出了非禮勿視等主張，其中已明顯地蘊含著對倫理原則絕對性的注重。理學家則進而溝通禮與天理，將主體對禮的自覺遵循轉換為天理對主體的外在規範，從而賦予普遍的行為準則以權威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