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曆史出現了引人矚目的變遷。這種變遷不僅表現為朝代的興亡更迭，而且在更深刻的意義上展開於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麵。新的社會經濟因素的滋長以及市民階層的崛起，西學的東漸，農民對傳統社會秩序的武器批判，以及清兵入關引起的民族矛盾的激化等，形成了不同程度的社會震**，並直接或間接地衝擊著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價值體係。
從思想史上看，明清之際是一個群星燦爛的時代。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傅山、方以智、孫奇逢[1]、李顒[2]、唐甄[3]等思想家同時或相繼活躍於思想舞台，蔚為壯觀。在為學旨趣上，這些思想家大多未離儒家立場，其中不少人還被同時代人或後人奉為一代大儒。然而，作為敏銳的思想家，他們比其他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時代的震**。正是以普遍的曆史劇變為背景，明清之際的大儒在承繼儒學傳統的同時，又對其做了多方麵的反省和轉換，這種反省和轉換在某種意義上具有自我批判的性質。就其外在形態而言，儒學的自我批判首先表現為對理學（宋明新儒學）的反動，明清之際的大儒幾乎都對理學做過不同程度的理論詰難，並以各種方式提出了從理學回歸原始儒學的曆史要求。這樣，儒學的自我批判在一定意義即取得了複興儒學（複興原始儒學）的形式。當然，正如歐洲的文藝複興並非簡單地回到古典時代一樣，以自我批判為內涵的儒學複興同樣深深地刻上了明清之際的時代印記。
以複興傳統為形式的儒學自我批判，其內容涉及多重領域，而價值體係的反省和調整，則始終是其重心。如前所述，新的社會經濟因素的滋長、市民意識的萌生、西學的東漸等，與階級、民族的衝突交織在一起，既衝擊了儒家的價值體係，也為其自我反省和轉換提供了新的背景與參照係，從而使人們較以往更容易看到它的消極麵以及有恒久生命的趨向。事實上，在清算理學的形式下，明清之際的諸儒同時也從不同方麵對整個儒家價值觀做了自我總結，而儒家的價值體係則在延續中又被賦予新的曆史內涵。儒學的這種自我反省與轉換主要展開於明清易代之際，其餘波則觸及清中期。本書的曆史考察也主要圍繞這一曆史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