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演變到宋明時期，內聖逐漸成為主導的價值目標，儒學在某種意義上取得了心性之學的形態。相對於原始儒學，理學（宋明新儒學）對內在心性的完善確實予以了更多的關注，在朱熹對陳亮的詰難中[4]，傳統的外王幾乎完全為內聖的價值追求所涵蓋。然而，至明清之際，“天崩地解”的曆史劇變開始使理學的如上價值取向越來越顯得蒼白貧乏，而理學家的心性之學也逐漸失去了往日的光環。在總結明亡曆史教訓時，明清之際諸儒幾乎都追溯到了內聖壓倒外王的理學價值定勢。於是，從理學（宋明新儒學）回歸原始儒學，便成為明清之際普遍的時代要求。盡管明清之際諸儒對理學的態度不盡相同，如一些人較多地批評了程朱理學，另一些人著重以陸王心學為抨擊對象，但在總體上卻表現出一種相近的趨向，即抑宋明理學而揚原始儒學。王夫之雖吸納了宋明理學的某些思維成果，但同時又對其做了多方麵的責難：“朱子以格物窮理為始教，而檠括學者於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為雙峰、勿軒諸儒，逐跡躡影，沉溺於訓詁。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啟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5]在王氏看來，與宋明的理學家相對，古之儒者則無狂思**理之弊：“抑古之為士者，秀而未離乎其樸，下之無記誦詞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無權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天理，蔑彝倫而自矜獨悟。”[6]正是基於如上的曆史比較，王夫之提出了“六經責我開生麵”的主張，而複興經學的內在意蘊則是複興原始儒學。
在顧炎武那裏，以上的曆史意向得到了更明確的表述：
然愚獨以為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7]
這裏的經學即本然形態的儒學，所謂理學即經學，實質上即要求從明心見性的理學，回到儒學的本然形態。顧炎武曾批評宋明理學“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8]，而理學即經學正是與之相對的反命題。這一主張當然並非明清之際首次提出，早在明代嘉靖隆慶年間，歸有光即已有類似的看法：“天下學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藝而可以空言講論者也。”[9]不過，歸氏的見解雖然為爾後的儒學複興提供了理論先導，但在當時並沒有產生重要的反響，唯有到了明清之際，以深入的曆史反省為前提，從心性之學向原始儒學的返歸，才成為普遍的思想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