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重心的轉換體現於儒家價值體係的內在結構，便進一步涉及儒家的理性主義原則。
崇尚理性，是儒家基本的價值趨向。自先秦開始，儒家便逐漸形成了理性主義的價值傳統。孔子在突出仁道原則的同時，又強調仁知統一，從而奠定了理性原則在儒家價值體係中的地位。儒家之拒斥超驗的彼岸世界，抑製意誌的盲目衝動，強調自覺地由仁義行，突出人格的理智規定，等等，無不體現了理性主義的價值原則。即使附會天人的董仲舒，同樣在天人感應的神秘形式下注入了理性的內涵。正是這種理性主義的傳統，使儒家與宗教的迷狂始終保持了相當的距離，並超越了意誌主義的原則，在這方麵，儒家無疑展示了較為健全的價值取向。
然而，在儒家那裏，理性原則雖然得到了確認，但仁知統一的基本格局，卻使理性一開始便表現出倫理化的趨向。孔子把“知”界定為知人，意味著以人際的倫常關係為知的內涵，而在人格結構中，知則進一步被涵蓋於仁義之中。根據這種理解，理論理性顯然優先於實踐理性，理性的價值意義則相應地壓倒了其工具意義。在宋明理學那裏，儒家如上傳統不僅得到了延續，而且進一步趨於極端。如前所述，理學家對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做了嚴格區分，並強調德性之知的主導地位。所謂德性之知，涉及的首先是主體存在的意義，而不是對象世界的自在規定，它在本質上屬於廣義的價值理性。確認德性之知的優先性固然有助於避免工具理性的僭越，但由此抑製見聞之知（對事實的認知），則顯然使理性變得片麵化了。對仁與知以及德性之知和見聞之知的如上定位，往往容易形成輕視乃至貶抑科學的價值定勢，後者與內聖的路向在邏輯上相互關聯。
作為儒學的後繼者，明清之際的諸儒幾乎都上承了儒家的理性主義傳統，注重理性，追求格物致知大致構成了當時的普遍風尚。然而，這一時期的諸儒對理性之知的理解，卻出現了與先儒有所不同的趨向；盡管他們並不否定德性之知，但其視野卻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倫理之域。從顧炎武、方以智到戴震、阮元[34]，注意的重心已首先指向了實學。顧炎武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