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變遷引發了價值重心的轉換，價值體係的某些方麵由此而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然而，儒家價值體係在其演進過程中畢竟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問題域，天人關係便是其基本的價值問題。作為儒學的認同者，明末至清代的諸儒對此同樣予以了自覺的關注。
就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而言，諸儒首先確認了人的價值：
唯人則全具健順五常之理。善者，人之獨也。[66]
是故人也者，天地至盛之征也。[67]
天地之中人獨貴，這是儒家的基本信念。它所體現的是一種人本主義的價值原則。明清諸儒的如上看法，大致承繼了儒家的這一人本主義傳統。當然，諸儒並未停留於這一簡單的結論，他們力圖進而對人所以為貴做出理論上的解釋：“唯此好學、力行、知恥之心，則物之所絕無，而人之所獨也；抑天之所未有，而二氣五行之精者凝合為人而始有也。天地之生，人為貴，貴此而已。”[68]好學體現了理性的能力，力行是一種實踐品格，知恥則展示了內在的道德意識。清儒從這些方麵去尋找人之為貴的根據，基本上仍沿循了儒家的思路。
人初到世間，本來隻是一種自然意義上的存在。作為一種自然的存在，它並不具有好學、力行、知恥等品格。要使人真正獲得內在的價值，便必須經過一個從“天之天”（自然的存在）到“人之天”（人化的存在）的過程：“昔之為天之天者，今之為人之天也……入乎人者出乎天，天謂之往者人謂之來。”[69]這一過程，本質上表現為自然的人化。戴震對個體的人化過程做了較為具體的考察：“由血氣之自然，而審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謂理義。”[70]血氣之自然即自然的本能，理義則表現為人文的規範。人之所以獨為天下之貴，即在於能夠通過理性的認識（知其必然）而超越血氣之自然，達到人文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