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演變到宋明，理欲之辯逐漸成為價值觀的中心問題之一。理作為理性規範的內化，從一個側麵體現了人的本質力量；欲作為感性的要求，則更多地滲入了人的自然天性。這樣，按其內在的邏輯關係，理欲之辯即可以視為天人之辯的進一步展開。在明清之際諸儒那裏，天人關係的辨析同樣與理欲關係的討論聯係在一起：
故終不離人而別有天，終不離欲而別有理也。[99]
在此，天人的統一即構成了理欲統一的理論前提。關於理欲統一的價值意蘊，我們將在後文具體論述。
與理學家強調滅人欲不同，明末及清代諸儒首先將欲視為主體的普遍要求：“飲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100]即使聖人，亦不能免欲：“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眾人如是也，賢哲亦未嚐不如是也。”[101]作為聖凡共有的趨向，欲不同於道德上的惡：
欲生於情，在性之內，不能言性內無欲。欲不是善惡之惡。天既生人以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102]
這裏的血氣心知泛指人所具有的自然的屬性及能力（如目能視、心能覺之類）；欲即與此相聯係的感性要求，正如人的感性存在不能歸結為道德上的惡一樣，感性的欲望也並非天生的惡。欲與惡的如上劃界，為理欲關係的價值定位提供了理論的依據。
感性欲望與感性存在的同源，決定了二者在人的整個發展過程中的內在關聯。與宋儒對人的生命存在的漠視不同，清儒一再肯定生命存在的價值，並以抑製人的生命力量為人生大病：“人之生也，莫病於無以遂其生。”[103]儒家以仁道為基本的價值原則，在清儒看來，仁的具體體現即在於實現主體的生命潛能：“得乎生生者謂之仁。”[104]而要真正實現人的生命潛能，便不能無視感性的要求，因為生命的完成首先以感性需要的滿足為條件：“聲色臭味之欲，資以養其生。”[105]如果僅僅強調察天理，一味抑製乃至禁絕人欲，則將斷滅人的生意：“使不於人欲之與天理同行者，即以察夫天理，則雖若有理之可為依據，而總於吾視聽言動之感通而有其貞者，不相交涉。乃斷棄生人之大用，芟薙無餘，日中一食而後不與貨為緣，樹下一宿而後不與色相取，絕天地之大德，蔑聖人之大寶。”[106]質言之，根絕人欲則意味著扼殺人的一切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