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近代化，一開始便伴隨著抗拒殖民化的過程。從傳統向近代的轉化，最初並非出於中國人的自願選擇，它首先以強製的方式展開。以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經濟、軍事實力等為後盾，西方列強相繼東侵，形成了鯨吞之勢。這種進逼對中國的獨立與生存提出了必須正視的挑戰，並導致了空前的民族危機。麵對如上背景，救亡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時代意識。從嚴複的救亡決論，到“五四”的反帝呐喊，救亡意識始終製約著近代的文化思潮和社會運動。
然而，西方列強的東侵在導致殖民化的同時，又具有另一重意義。當列強將觸角伸向中國時，他們大致已完成了或正在完成從前近代化向近代化的轉化。盡管列強的首要興趣並不在於促使中國走向近代，但封閉的大門既然被炮火轟開，那麽中國與近代世界的聯係便成為不可避免的曆史結果。以血與火為前導，西方近代的生產方式、政治樣態、文化思潮、價值觀念等，以不同的形式湧入了中國。曆史展示了自身的邏輯：在麵臨殖民化威脅的同時，中國又被強行納入了近代化的軌道；如果說，前者激發了救亡的意識，那麽，後者則引發了與傳統相對的近代的觀念。
如前所述，救亡的意識首先蘊含著抗拒殖民化的要求，而擺脫民族危機（反殖民化）的根本出路則在於自強。因此，救亡意識總是指向富國強兵。如何實現自強？早在近代的開端，魏源即已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主張，盡管“長技”的內涵以後不斷被深化和擴展，但師夷這一思路卻一再得到確認。於是，我們又一次看到了曆史的悖論：對西方列強的抗爭意識，往往融入了向西方學習（師夷）的意向。另一方麵，隨著近代化的起步，傳統與近代之間的緊張開始成為引人注目的問題：走向近代的過程，總是在不同程度上遇到傳統的阻力，而在這種緊張與對峙的背後，則蘊含著兩種觀念的衝突。質言之，走出前近代的曆史過程，要求超越傳統的觀念（包括價值觀念）。師夷的主張最初隻限於科技工藝，但其邏輯與曆史的引申則導向了近代西學與傳統中學的對立。這樣，救亡的意識與近代化的要求相互交織，便十分自然地形成了對傳統的批判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