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認同的危機，引發了對傳統的重新思考。麵對傳統批判帶來的思想震**和價值失落，現代新儒家做出了自己的曆史回應。作為近現代引人注目的保守主義思潮，新儒家大致形成於“五四”時期，其後薪火相傳，綿延至今，已曆經數代。從熊十力、梁漱溟到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都試圖通過對儒家傳統的重新認同，以避免或克服文化的斷裂，並重新獲得價值的依歸。熊十力說：“我對於那個根本主張，特別苦心參究，而最終之結果，則仍表同情於儒家人本主義。”[31]這裏明確宣告了回歸儒學的立場。牟宗三進一步要求肯定儒家道統，其具體內涵即“護住孔孟所開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32]。相對於打倒孔家店的批判洪流，新儒家似乎賦予儒學以新的曆史轉機。
當然，認同儒家傳統，並不意味著拒斥近代化（現代化）。作為現代儒者，新儒家並不僅僅拘守儒家門戶，對西方輸入的近代文化，也並非一概否定。梁漱溟曾說：“我對這兩樣東西完全承認，所以我的提倡東方化與舊頭腦的拒絕西方化不同。所謂兩樣東西是什麽呢？一個便是科學的方法，一個便是人的個性申展，社會性發達。”[33]熊十力也認為：“至於物理世界，則格物之學，西人所發皇者，正吾人今日所當挹取，又何可忽乎？”[34]在肯定科學價值的同時，熊氏又主張“實行民主”[35]。不難看出，對近代的科學與民主，新儒家同樣抱歡迎的態度。這種心態，確實不同於拒絕近代化的“舊頭腦”。它表明，新儒家並不完全是逆曆史潮流而動者，將其歸之為近代化（現代化）的抗拒者，不免失之簡單。
不過，作為儒家道統的維護者，新儒家反對將否定儒家傳統視為完成近代化的前提。與儒學批判者強調傳統與近代化之間的緊張、對抗不同，新儒家力圖論證傳統與近代化過程的相容性。[36]按新儒家之見，儒家價值體係雖然形成於前現代化，但卻包含著適應近代化（現代化）的因素。熊十力指出：“科學思想，民治思想，六經皆已啟其端緒。”[37]在後來第二代新儒家的共同宣言中，這一點再次得到重申：“我們不能承認中國文化思想沒有民主思想之種子，其政治發展之內在要求不傾向於民主製度之建立，亦不能承認中國文化是反科學的，自來即輕視科學實用技術。”[38]質言之，儒學及以儒學為主幹的中國傳統文化並不僅僅是專製主義、權威主義、整體至上等價值原則的等價物，儒家價值體係中同時也蘊含著與近代民主化、科學化進程相一致的觀念與趨向。這些看法固然還帶有（特別是在早期新儒家那裏）“古已有之”的痕跡，但相對於儒學批判者對傳統儒學的簡單化定性，卻多少具有某種糾偏的作用。如前所述，形式主義的理解往往容易導致對傳統的片麵否定，從這一前提看，新儒家要求人們注意儒學的另一麵，則更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