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儒學在近代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又獲得了新的認同。盡管曆史的選擇不同，但它所圍繞的卻是同一個主題，即儒學與近代（現代）化的關係。這種曆史現象表明，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儒學是一種無法回避的傳統；對它的態度固然可以各異，但卻不能無視它的存在。
19世紀末（特別是“五四”時期）以來的批判思潮對儒學做了多方麵的清算，並以強化的形式突出了儒家價值體係給近代化過程帶來的消極影響，但同時卻忽視了儒學的多重意蘊，並或多或少表現出簡單否定的趨向。後者導致了近代化過程與傳統的某種緊張，它不僅引發了文化認同的危機與意義的危機，而且容易使人們產生對近代化（現代化）的異己感。這種文化心態往往將影響現代化過程的健康展開。
新儒家較多地將注重之點集中於儒學的正麵意義，並由此肯定了近代（現代）化過程與傳統的聯係，從而為緩解近代化與傳統的緊張做了獨特的努力。但由認同儒學，新儒家又導向了儒學本位論，主張由內聖開出新外王，這一思路往往很難避免內聖壓倒外王的傳統框架，後者的邏輯結果則是抑製現代化的進程。
總之，儒學（包括儒家價值體係）的近代命運展現為排拒與認同的兩極對峙，而在這種對峙的背後，則是對近代化方式的不同選擇。如何超越如上的兩極對峙？換言之，如何對儒學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做出更為合理的定位？當現代化再次成為時代的主旋律時，這一問題便顯得愈益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