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現代到現代，在某種意義上表現為一種深刻的社會變革。作為涉及社會文化各個層麵的曆史過程，現代化從起步到展開，都需要價值觀的支持。所謂觀念的轉換，首先便是價值觀的轉換。韋伯曾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興起之間的關係做了富有啟示意義的考察，新教倫理的核心即其價值體係，而所謂資本主義則被廣義的理解為近代以來的西方文明。這樣，當韋伯確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因果關聯時，便同時注意到了價值觀對現代化過程的重要影響。
如前文所論，儒家價值體係包含多重意蘊，儒學批判思潮與新儒家分別著重強化了其中的一個側麵。從現代化的曆史需要看，儒家價值取向的現實效應往往並不相同，它的某些方麵可以通過轉換而成為現代化過程的傳統資源，另一些方麵則似乎應作為曆史的重負而加以揚棄。儒家價值體係的這種重新定位當然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完成，根據解釋學的觀點，對傳統的理解和轉換本質上將展開為一個曆史過程。不過，以今天的文化曆史結構為背景，我們至少可以提出若幹思考方向。
按照韋伯的理解，現代文明可以看作一個理性化的過程。這裏的理性化首先展開於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如果能有效地以某種手段達到特定目的，便可視為合理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對工具合理性的追求，促進了以邏輯推理為特征的數學及實驗科學的發展。一般而論，與文化的不同形態相應，現代化過程總是涉及器物、製度、觀念等層麵，這些方麵固然相互關聯，但又有其相對獨立的內容。就器用層麵而言，現代化確實更多地依賴於工具意義上的合理化及與之相關的科學技術，今天，效率原則（目的——工具的合理性）與科技的高度發展，幾乎已成為現代化的同義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