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主要從現代化的曆史需要出發，考察了如何轉換儒家價值觀以適應和推進現代化過程，其著重之點在於揚棄儒家價值體係中可能與現代文明相衝突的原則。在這方麵，儒學與現代化的關係更多地呈現出消極的意味。
然而，作為具有複雜意蘊的傳統價值體係，儒學給現代化所帶來的，並非僅僅是消極的資源。倘若我們把視野轉向現代化的另一麵，那麽，便不難看到，儒學與現代化的關係還具有另一重意義。如後文將要討論的，現代化的進程總是不斷麵臨著重建合理性的問題。正是在這方麵，儒家價值體係進一步展示了其曆史的深沉性。
前文曾一再提到，現代化作為一個曆史過程，具有二重性。它既體現了進步與發展的曆史趨勢，又往往蘊含著負麵的文化後果，後者在西方的工業社會已越來越嚴重地顯露出來。現代化首先要求普遍地實現工具意義上的理性化，這種理性化的過程確實也帶來了技術與工業的巨大進步。然而，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同時亦導致了某種程度的技術統治，法蘭克福學派早就提出了這一點：“工藝的基本原理就是統治的基本原理。”[4]工具理性所關注的是非人格化的邏輯關係，它以可計算的效率為主要追求目標，拒絕一切價值考慮的介入。隨著工具理性的強化與擴張，人本身也逐漸失去了主體性而被對象化：它似乎僅僅成為機器（廣義的機器，包括工業機器、政治機器等）的附屬物，除了服從技術規程之外，別無選擇。作為現代分工體係中的一個角色，人的獨特需要、情感受到了無情的漠視。在某種意義上，現代社會仿佛成了技術社會，從機器大生產，到政治機構的運轉，處處可以看到技術的專製。早期的近代啟蒙思想家曾莊嚴地宣告人是目的，他們樂觀地確信，隨著工業化的完成，這一理想化的原則將越來越成為現實。然而，曆史卻無情地使人麵對如下事實：工業化往往趨向於非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