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義利關係與理欲關係的辨析，在總體上表現了注重義的價值取向。作為理性化的當然之則，義本身是否具有絕對性？這種絕對性是不是排斥可能的變通（它是否具有理論伸張度）？如何解決道德原則與具體境遇的衝突？等等。這些問題在儒學中常常展開為經與權的關係。“經”所突出的，是道德原則的絕對性，權變則蘊含著對相對性的容忍。將“經”視為第一原理，往往容易導向獨斷論，後者在價值觀上即表現為權威主義；權變的引入，則常常構成了對權威主義價值觀的某種限製。從另一方麵看，道德原則的絕對性在一定意義上表征著人的普遍本質，其相對性則折射了人在具體境遇中的存在。就此而言，經權關係同時又進一步展示了人本身的價值意義。
與確認義的至上性相應，孔子首先將關注之點指向道德原則的絕對性。以仁道而言，主體必須無條件地時時遵循，不可須臾相違：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58]
作為道德的主體，人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應以仁道為準則。孔子以兩個“必”字，點明了道德原則的這種絕對性。
仁道的外化，即表現為禮。仁與禮盡管有內在與外在之別，但作為一般的道德原則，二者在普遍必然這一點上並無二致。當顏淵問如何才算為仁時，孔子便一口氣規定了四項要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59]在此，人的一切言行舉止，幾乎全部被納入了禮的框架之中，換言之，禮作為道德原則而構成了無條件的絕對命令。
道德原則一旦被賦予無條件的、絕對的形式，便同時具有了超越具體利益關係的性質。《論語》中記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