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殊教育學的基本成就
我國特殊教育學經曆了三個發展時期，研究成果不斷豐富，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知識體係不斷完善，特殊教育理論指導實踐的能力、服務特殊教育事業改革發展的能力不斷提高，中國特色特殊教育理論體係、學術體係、話語體係正在形成。在當前新時代發展的曆史方位中，認真反思、總結特殊教育學學科發展建設的經驗，對探索新時代特殊教育學學科的新思想、新路徑，具有重要曆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一）特殊教育學發展演進的階段特征
我國特殊教育學發展與國家發展命脈緊密相連，具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特點的深刻印痕。根據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合曆史性與合邏輯性統一的原則，特殊教育學每個階段都是特定曆史時期經濟社會條件、特殊教育發展實際等現實選擇的必然結果。特殊教育學學科在研究主體、知識建構和人才培養等方麵，具有自己的鮮明階段特征。
1.特殊教育學的學科探索期
這一時期，黨和政府以及廣大基層特殊教育實踐者的工作，開創了特殊教育學形成發展的“根據地”。
在特殊教育學學科前探索階段，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特殊教育逐步納入國家教育體係，成為國家意誌行為。這一時期特殊教育主要存在於基層特殊教育學校的實踐中，高校的特殊教育人才培養尚未開展。特殊教育學的孕育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第一，黨和政府人道主義關懷的政治權威，成為特殊教育學孕育的政治基礎。沒有黨和政府，就沒有特殊教育規模化的快速發展。我國特殊教育幾乎是在“一片廢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黨和政府從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精神出發，迅速做出發展特殊教育事業的安排。1951年，《政務院關於改革學製的決定》提出對生理上有缺陷的兒童、青年和成人施以教育，私立北京聾啞學校開始由政府接管為公辦學校，這體現了黨和政府對推進特殊教育的堅定政治意誌和人道主義關懷。1953年，教育部設立盲聾啞教育處主管全國特殊教育工作。1957年，教育部頒發《教育部關於辦好盲童學校、聾啞學校的幾點指示》，明確盲、聾啞教育是國家整個教育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必須有計劃地發展起來，必須辦好現有的盲童學校和聾啞學校。1971年，周恩來總理和葉劍英副委員長先後親自到北京市第三聾人學校視察工作。另外，為了加快特殊教育發展，1956年，國家公派樸永馨、銀春銘到蘇聯國立莫斯科列寧師範學院學習特殊教育學。1959年，教育部、內務部還專門成立聾啞教育師資講習所，為聾啞學校培養師資。這為後來特殊教育學學科發展打下了重要的人才基礎。第二，廣大基層特殊教育學校教師開展的兩類殘疾兒童教育實踐探索直接孕育了特殊教育學的專業基礎。在教育對象和目標要求上，《關於改革學製的決定》提出各級政府設立聾啞、盲目等特殊學校，基本確立了兩類殘疾兒童的特殊教育。《教育部關於辦好盲童學校、聾啞學校的幾點指示》還從管理、經費、教師、教學等方麵，較全麵地設計了特殊教育的目的、任務、管理與教學等方麵的規範。《全日製六年製盲童學校教學計劃（初稿）》和《全日製六年製聾啞學校教學計劃（征求意見稿）》在對實踐經驗總結的基礎上，對盲校和聾校的教學目的、學科設置及課時等都做出全麵安排。這基本確立了特殊教育實踐的內容，直接影響特殊教育學知識構建。第三，黃乃、李牧子、洪雪立、沈家英、葉立言、餘敦清、簡棟梁等廣大特殊教育工作者既是特殊教育實踐者，也是特殊教育學孕育的奠基者、播種者。他們的特殊教育實踐探索和經驗積累等工作，直接培育了特殊教育學產生成長的“沃土”，構築了特殊教育學啟程發展的“地平線”。例如，1959年洪雪立發表《新中國聾啞教育十年成就》，1974年北京市第四聾人學校沈家英與周有光合作研製漢語手語。另外，1950年陳鶴琴主編的《活教育》雜誌出版《特殊教育研究專號》。其後，1957年創刊的《聾啞教育通訊》（內部發行）、1960年教育部編印的《盲童學校教育工作的初步經驗》，都體現了基層特殊教育教師的經驗積累和知識建構。上述黨和政府以及廣大基層特殊教育實踐者的工作，開創了我國特殊教育學形成發展的“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