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到196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年期間，教育理論領域還沒有提出教育主體這個概念，但教育學研究與教學卻實實在在地闡述了教師與學生應有的地位，應發揮的作用以及相互關係，提出教師在教育教學中應該發揮主體性作用，領導教育活動的開展，同時，學生應該自覺主動地學習，教育主體性哲學在這個時期可以描述為“有實無名”,有其內容，卻無相應稱呼。這一階段可以稱為教育主體性哲學的萌芽期，或者稱為處於“前主體概念”的教育主體性哲學。“**”期間，教育主體性哲學研究被迫中斷。
一、蘇聯教育學教材中體現的主體觀念
研究中國教育學，首先需要研究凱洛夫的《教育學》,它奠定了新中國教育學的基本框架，提供了教育學的基本觀點。這本具有“母版”意義的教材，對教師與學生的地位、作用進行了詳細闡述。教師在教學中要起領導或主導作用，“教師本身是決定教學效果的最重要、最具決定性的因素”①。“學生知識的充實、自覺性和鞏固性，首先或大部分是依賴於教師的。一切問題都在於教師怎樣教授和怎樣指導學生自動地做功課。應該首先把教學看作是教師在學生掌握知識、技能和熟練技巧的過程中的領導。”②
在強調“教師的領導作用”的時候，③凱洛夫認為，“學習是學生自覺地與積極地領會知識的過程”①。學生要積極主動、獨立自主地去認識客體，而不能被動消極地學習。“學生沒有自身的積極性，是不可能領會知識的。”②“蘇維埃教學法對於教學與教育，提出了全麵發展學生腦力活動的任務，發展兒童獨立思維的任務，學會獨立地去認識客體、自動地研究發生著的矛盾及解決矛盾的任務。”③也正是在這種重視學生積極性、主動性的教育思想主導下，“學生自覺性與積極性原則”被列為教學的基本原則之一。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