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我國的政治製度、經濟製度、教育製度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1949年12月23日，教育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大會。會議明確提出，新中國的教育事業不僅要吸收最早解放地區的教育經驗以及舊教育的一些經驗，同時重點要借鑒蘇聯教育建設的先進經驗，以實現對中國教育的全麵“蘇聯化”的改造。這一階段的教育學研究，正如鄭金洲和瞿葆奎所言，“一改以往‘仿美’的麵貌，它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呈現出了新氣象”①。這種新氣象在德育理論研究中的體現，就是開始走向了“一邊倒”,在模仿乃至於照搬蘇聯德育經驗的過程中探索中國德育建設之路。這種全麵“蘇聯化”的路向，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麵。
一方麵，開始全麵模仿和照搬蘇聯經驗，嫁接蘇聯德育理論以及德育實踐模式，以滿足新中國德育工作破舊立新的迫切需要。學者全身心投入蘇聯教育著作的翻譯和出版工作、蘇聯共產主義德育思想的宣傳工作中。1950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率先出版了蘇聯學者葉西波夫和龔察羅夫的德育著作《蘇聯的新道德教育》。全書共分為八章，分章節介紹了蘇維埃愛國主義教育、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教育、集體主義教育以及列寧、斯大林論蘇維埃道德教育等，闡明蘇聯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原則及方向。1950年，王雁冰撰文，認為該書“是我們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教育，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教育方針下，尤其在培養共同綱領裏麵所規定的新國民道德時，最有用的一本書”②。1950年，凱洛夫的《教育學》出版發行，成為這一時期我國教育學者爭相模仿和學習的榜樣。凱洛夫《教育學》有專門論述道德教育的章節，第八章“共產主義道德教育原理”、第九章“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方法”,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分別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教育、蘇維埃愛國主義與民族自豪感的教育、勞動教育等內容，對蘇維埃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做了詳細介紹。這一時期還翻譯出版了岡察洛夫的《教育學原理初譯稿》。該書第八章專門討論了道德教育的原理；奧戈羅德尼科夫的《教育學》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分別討論了蘇維埃的德育原理、德育方法以及愛國主義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