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開始，中蘇關係日益惡化，使得中國教育必須擺脫蘇聯教育模式的束縛，獨立探索“中國化”的教育發展之路。這一時期的“中國化”教育改造帶有強烈的時代印記。總體而言，這一時期德育理論研究的“中國化”探索，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全麵批判蘇聯教育學，尤其是批判凱洛夫《教育學》,在批判、反思中全麵厘清與蘇聯教育經驗的關係；二是在挫折中摸索中國教育及德育的出路，試圖走出屬於中國自身的教育學和德育理論研究的發展道路。
一、對凱洛夫《教育學》及蘇聯德育模式的批判
中蘇關係惡化之後，我國教育領域開始了對蘇聯教育學及德育理論體係的批判，矛頭集中指向凱洛夫《教育學》及其德育思想。1957年春，曹孚在中央行政學院以“教育學研究中若幹問題”為題做學術報告。曹孚認為，我們不能片麵地照搬、照抄凱洛夫《教育學》,我們要在方法論方麵豐富教育學中國化的理論基礎，以避免教育體係的模式化、教條化和孤立化。①1957年，瞿葆奎發文指出，我們應該對凱洛夫《教育學》及蘇聯德育經驗保持清醒頭腦，但是一直以來，“我們存在著教條主義的學習態度，這種教條主義的學習態度，我們必須努力批判和克服”②。因此，要結合中國實際情況來學習和借鑒蘇聯教育經驗，避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瞿葆奎主張以理性的態度來反思和批判凱洛夫《教育學》及德育思想，既要看到凱洛夫《教育學》及蘇聯模式的貢獻，同時要堅決批判照搬蘇聯模式的教條主義。1958年以後，凱洛夫《教育學》受到了更嚴厲的批判。這一時期德育理論研究的“中國化”探索和改造，不再以蘇聯的共產主義德育思想體係為模板，而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結合中國德育實際闡發了學校德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和任務、原則、過程、方法等，開始獨立探索“中國化”的德育理論研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