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課程論的獨立
1985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指出，“教育體製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質，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改革同社會主義現代化不相適應的教育思想、教育內容、教育方法”。1986年，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成立。這標誌著我國中小學教材由編審合一走向編審分開，由國定製走向審定製，由“一綱一本”走向“一綱多本”,即在國家統一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實行多樣化。教育製度與教材製度的重大轉折，使課程研究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課程論在此背景下獲得了獨立地位。
課程論的獨立不僅有政策及教育實踐的推動，還有其他多方麵因素的共同作用。第一，課程研究的曆史傳統。我國課程論作為一門正式的學科出現是從1925年開始的(以餘家菊在1925年正式發表《課程論》一文為標誌)。①20世紀30年代的課程研究介紹和翻譯了大量的西方課程理論，並且注重課程實驗，為90年代課程論的重建留下了豐富的研究遺產和傳統。第二，西方課程研究的影響。美國學科結構運動宣布傳統課程理論死亡，施瓦布等人跳出傳統課程理論的框架，探索“以學校實踐為本的課程開發”的新生之路，豐富的課程研究也由此湧現，並影響著國內課程理論的建構。第三，大批學者的努力。1989年以前，雖然課程隻是作為教學論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陳俠、吳也顯等學者關注課程的理論和方法的研究，為課程論的獨立提供了充分的理論準備。
隨著1989年兩本比較有影響的課程論著作的出版，我國課程論開始成為教育學學科群中一門獨立的分支學科，形成了獨立的研究領域。一本是人民教育出版社陳俠著的《課程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另一本是華東師範大學鍾啟泉編著的《現代課程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此後我國又陸續出版了一些課程論著作，課程論研究在我國教育學界漸成熱點。完善課程論學科的自我構建，並引領課程實踐的發展，是當時我國課程論學科建設必須解決的兩大任務①,中國課程論的建設也離不開國外的理論引進。因此，理論建構、應用研究、理論引進成為1989—1997年課程論建設的三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