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德育原理，是隨著國家政治運動和經濟建設發展的。除了上述各項政治運動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學校德育課程與教學的改革外，“大教育學”中的德育原理部分，對德育原理的知識體係進行了一些探索，對德育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並且有些德育理論的研究具有獨特的價值與意義。
一、“大教育學”中的德育原理的知識體係
正如前文所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最初7年裏，我們主要學習蘇聯經驗。除了學習蘇聯教育學理論體係中有關德育原理的內容外，我們還翻譯了一些蘇聯教育家的德育原理方麵的論著,例如馬卡連柯的德育著作、加裏寧的德育著作等。1956年，《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明確提出“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在這種形勢下，蘇聯的教育理論成為現代修正主義理論，蘇聯的教育學不能再用來學習了。在這場爭論中，教育界批判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成為主流。20世紀50年代初期，我們唯恐對凱洛夫《教育學》學得不認真、不係統、不全麵、不徹底；50年代後期，則唯恐對凱洛夫《教育學》批得不認真、不係統、不全麵、不徹底。②我們說凱洛夫《教育學》不要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不要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不要共產黨的領導；說凱洛夫《教育學》是典型的書本中心、課堂中心和教師中心等。
1958年11月，北京師範大學編寫的《教育學教學大綱(修訂稿)》有如下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教育學在教學改革和學習蘇聯方麵是有一定成績的，但同時還存在著比較嚴重的脫離政治、脫離生產、脫離實際的缺點，主要表現為：對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和黨的教育方針學習得很不夠；對資產階級的教育觀點和教育思想未給以應有的批判……為此，教育學必須做徹底的改革，以適應我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革命、技術革命的要求，並需在最短時間內建立起我國的教育學。①在“教育大革命”時期，我們堅持群眾路線，發動大學生參與編寫大綱或教材，而且總認為學生編寫的東西比教師編寫的東西好。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教育學中的德育原理的特點是前期(1956—1958年)基本上沿用上一時期的教材體係。有關德育原理的研究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