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習蘇聯的教育理論、德育理論的同時，結合當時我國的社會背景和學校實際，我國學者開始編寫自己的教育學教材，在教育學教材中都要涉及德育原理的內容，開始了德育原理的初步探索。
一、“大教育學”中的德育原理
在“以俄為師”的背景下，我國學者和一些大學教育係教育學研究室(組)編寫的教育學教材，都繼承了蘇聯教育學教材的體係。但結合我國當時的社會實際和特定的社會背景，一些教材的某些內容有些差異。例如，在教育性質上，我們特別強化“新民主主義”的性質，這是比較符合我國實際的。但後來的教育學基本上繼承了蘇聯教育學的模式，一般仿效蘇聯的教材把德育原理部分的內容作為“第三編”,稱之為“教育論”或“培養論”。這方麵的內容主要包括：共產主義道德教育原理，德育的意義和任務，德育的原則和方法，愛國主義教育和國際主義教育，勞動教育，自覺紀律教育，學生意誌和性格教育，學生集體主義教育，共青團、少先隊和學生會組織等。
二、德育理論的初步探索
這一時期除了翻譯介紹與學習蘇聯的德育理論之外，國人也根據我國實際，撰寫了德育原理方麵的著作和論文。根據北京師範大學教育係圖書館1980年所編的《教育論文索引》,1949—1956年全國共發表思想政治教育論文1140餘篇，愛國主義教育論文209篇，自覺紀律教育論文700餘篇，集體主義教育論文540餘篇，共產主義道德教育論文170餘篇，青年人生觀、世界觀教育論文220餘篇。①主要有：徐特立的《論國民公德》(《人民教育》,1950.7);胡易的《關於愛國主義教育》(《新教育》,1951.3);陳友鬆的《學習蘇維埃愛國主義教育》(《光明日報》,1951-07-24);中國教育工會上海市委員會新民主主義論研究會的《學校中的政治思想教育》(棠棣出版社，1951);王煥勳的《論新中國的道德教育》(《教師月報》,1951.7—8);教育資料叢刊社的《學校中的愛國主義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徐特立的《論愛國主義教育》(群眾書店，1951);趙敏政的《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則》(《教育半月刊》,1954.21-24);章煉烽的《關於共產主義道德教育中的幾個問題》(《人民教育》,1955.4),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