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德國浪漫派一直被視為非理性、感情用事、主觀主義的代名詞，被認為掀起了反動和複古的潮流。從海涅的《論浪漫派》到盧卡奇的《理性的毀滅》與《德國文學中的進步與反動》,從梅林到科爾紐(的馬克思傳記),莫不如此。這種極端又偏執的見解並未看到浪漫派早期與後期的區別，以及啟蒙運動與浪漫主義的複雜關係，也沒有看到德國早期浪漫派內部的思想差異，甚至沒有看到現代化不同時期由於麵臨不同問題和境遇而造成的浪漫派思考問題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不同意義。他們無視啟蒙運動與浪漫派各自內部的明顯差異，先把啟蒙運動簡單化，而後簡單地把啟蒙運動與浪漫派對立起來，形成對浪漫派的偏見。
不僅如此，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對中國近現代激進思潮和烏托邦思維的反思，“浪漫主義”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幾乎成了一個貶義詞。如果在它的前麵加上“政治”定語，就更是如此。(政治)浪漫主義被看作一種以個人心態取代社會現實、以情感之美替代社會之真的**投射。它的政治化戕害並延誤了追求現代化的近現代中國。正如蕭功秦的代表性觀點所表述的：
自古以來，中國文化就是產生各種浪漫主義的沃土。深受傳統壓抑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一個開放伊始的時代，也許比任何其他民族的知識分子更難拒絕浪漫主義詩情夢幻的**。因為他們有太多的焦慮與憤懣，需要經由某種“登仙般的飛揚感”來釋放，來表達他們對公平理想的渴求。他們必然要抓住某些抽象的理念，以亢奮的**來體現自己的價值。但是，另一方麵，一個貧窮、落後、充滿曆史帶來的種種實在的或潛在的危機與創傷的古老民族與社會現實，又最無法承受浪漫主義的政治設計的悲劇性後果。正因為如此，一個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為了對自己民族負責，更需要拒絕浪漫主義。當我們通過反思，對許多人來說，也許是苦澀的反思，拋棄了政治上的“唯美主義”,而回到現實中來以後，我們獲得的決不是一個“灰色的世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