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辯證法》認定西方“啟蒙的根本目標就是要使人們擺脫恐懼(Furcht),樹立自主”,可是，針對具體目標的恐懼或許可以擺脫，隱秘而又沒有具體目標的焦慮卻無法擺脫。所以，最後的結論是，“啟蒙就是徹底而又神秘的焦慮(Angst)”①。把啟蒙的情感基礎視為恐懼與焦慮是從尼采那裏繼承來的見解。
麵對複雜而不斷生成中的世界，人難免恐懼與焦慮，更難免感到挫敗與悲苦。但如何對待這種恐懼與挫敗，如何應對因此產生的焦慮與悲苦，卻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理想，更反映了不同的意誌強度和向度。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就根據對恐懼和悲苦的態度區分了三種不同的文化：“借知識和理由而免除死亡恐懼(Todesfurcht)""妄想知識可以治愈生存的永恒創傷”並最終導向科學理性的蘇格拉底文化②,以及藝術文化、悲劇文化。“赴死的蘇格拉底，作為一個借知識和理由而免除死亡恐懼的人，其形象是科學大門上方的一個盾徽。”③蘇格拉底文化崇尚一種“理性主義方法”,相信“隻要萬物的唯一支配者和統治者‘理性’尚被排斥在藝術創作活動之外，萬物就始終處於混亂的原始混沌狀態”④。站在這個立場的歐裏庇得斯於是就力圖以“清醒者”身份譴責“醉醺醺”詩人的立場，以為理性就是秩序和美的源泉。這種文化與“被眼前飄展的誘人的藝術美之幻幕包圍住”“通過想象來戰勝對俗界的難以形容的厭惡”①的藝術文化一樣，都無法直麵生命中的悲苦與恐懼。隻有“求助於形而上的慰藉，相信永恒生命在現象的漩渦下川流不息”的悲劇文化，才不會被恐懼擊倒。
在《紮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尼采認為：“恐懼是人類原初的情感，所以，從恐懼(Furcht)出發，可以解釋一切，原初的罪惡和原初的道德。”②從恐懼出發可以解釋基督教，也可以解釋科學的產生和發展。因為“這種古老、長久的恐懼，最後精細起來，變成宗教(geistlich),變為精神(geistig)——我想，如今這便喚作：科學”③。這個很容易讓人跟《啟蒙辯證法》聯係起來的這一思想，一直貫穿在尼采思想之中。基督教傳統中隱含的恐懼克服策略，與啟蒙理性傳統中營造的恐懼克服策略，都受到尼采的高度關注。力圖主宰自己，但品質與能力又缺乏的“主體”,麵對異在他者引發的憂慮與恐懼如何成功地化解呢?尼采指出，伴隨著陌生之物的是危險、不安、憂慮——第一個衝動就是消除這種令人難堪的狀況。科學—理性文化就試圖給予一個解釋：最好的解釋就是因果、必然性解釋，以便使那陌生、令人憂慮的異在他者世界變為遵循嚴格必然秩序的世界，不會貿然危害我們。於是，尼采認定：“原因的衝動，也就是由恐懼感決定和激起。”①可見，必然性、秩序性的建立在科學—理性解釋中是關鍵所在。與此類似，基督教的解釋也在塑造一個穩固、必然的秩序世界。隻不過它不是由科學家發現的必然規律支撐和確立的，而是由存在於信徒心中的上帝支撐和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