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恐懼的方案有多種。在《啟蒙辯證法》的邏輯中，克服焦慮與恐懼有多種文化方式：宗教的方式連帶著神話、巫術的方式，以及科學理性的方式。個體憑借自給自足的內在的理性獨自承擔克服焦慮與恐懼的任務，就是自蘇格拉底以來日漸興盛的啟蒙理性的方式，它是否是最“好”、最“合理”的方式，取決於如何定義“好”與“合理”;但目前來看，卻是迄今為止最有效的方式。
在科學理性的方式中，建立起人的統治的秩序化歸置是主要目的。如果達不到，建構不起足夠的統治性知識，或無法確立起統治性意誌，就會致力於對那些無法消除卻又引發焦慮與恐懼的東西的疏遠、推遠，甚至漠視和遺忘。如果進一步遭遇更嚴重的妨礙和反抗，統治主體就可能專注於消滅妨礙、反抗秩序的力量(或人)。所以，越來越嚴重化的如下三種策略就成了最常見的三種方案：便於統治的秩序化歸置；疏遠、推遠、漠視與遺忘；厭憎招致的消解、消滅。
第一種策略也就是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所說的，自蘇格拉底開始的文化策略。用阿多諾的話來說，其核心在於，“人類也隻能假想惟有在其無所不知之時，方能最終擺脫恐懼，獲得自由”①。無所不知的目的來自無所不能，這在近代思想的開拓者培根身上體現得非常明顯。崇尚通過知識“能在實踐中支配自然”“全麵地統治自然和他者”的培根，與其說將知識通向了真理，不如說通向了權力：“知識並不滿足於向人們展示真理，隻有‘操作’,‘去行之有效地解決問題’才是它的‘真正目標’。”②了解萬物，不是與之和諧共處，而是為了控製、操縱它們，生怕它們危及自己。“啟蒙對待萬物，就像獨裁者對待人。獨裁者了解這些人，因此他才能操縱他們；而科學家熟悉萬物，因此他才能製造萬物。”③理解、理性、啟蒙一開始就跟控製、操縱、統治密不可分，就跟消除恐懼的欲望內在相關。把客觀世界數學化，設想外在於我們的那個世界是一種合乎嚴密規則甚至可以用數學符號邏輯說明的世界，在完全合乎規則地運行著，是不必擔心、不必恐懼的客體對象。這不就是恐懼的最好解決方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