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到達高水平啟蒙並不隻是尼采的“超人”的唯一目標。處在等級製最高端的超人並不是對低層次者施以強製、脅迫，更不是扼殺。在曆史上，也許這種強製、脅迫起過積極的作用，並被尼采所肯定，但這並不適合於對未來的創造(對此下麵我們還會分析)。尼采的超人並不是掌握暴力的人(動輒就以暴力對待他者的人應是出於恐懼的反應，是低級和無能的表現)。“超人”隻是具有最高的強力意誌，首先是個內在自然品質、道德和啟蒙水準上的概念，不是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概念。強力意誌除了意味著能達到最高的啟蒙認知水平，還得具有組織能力，具有高度責任感和承受力。不能把一般意義上掌握暴力機關的“強者”附加於尼采身上，且不考慮實質的不同卻隻從字麵和形式上隨便附會。尼采的超人倒是有點像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他們都能達到至高的啟蒙水平(不再自我欺騙、真正從現實出發、掌握“真理”),並用標誌著這種啟蒙的“哲學”去喚醒更多誌同道合的人，同時具有為了遠大目標的實現必須具有很強的承受利益損失，為了長遠利益犧牲小恩小利、不懼險阻的大無畏精神的能力，具有堅強的意誌、飽滿的熱情、創造的欲望和出眾的組織能力，以及持有一種不斷地行動而不是滿足於某種固定的狀態。①站在馬克思的角度，尼采的“超人”可能過於孤傲、勢單力薄，脫離群眾。但用馬克思所說的剝削、壓迫、統治去解說尼采的“超人”,並不恰當，至少需要更高的謹慎態度。尼采賦予了“超人”以下幾種品質和能力。
第一，責任。生命向高處攀登總是變得越來越艱難——寒冷在增加，責任在增加。一種高級的文化是一個金字塔：它隻能建立在一個寬大的地基上，並首先必須以某種強有力、健全穩固的平凡為前提。手工業、貿易、農業、科學以及絕大部分藝術等全部職業的總和，都僅僅是與平庸者的能力和追求相適應的；這樣的職業活動似乎不適合與眾不同第三等級的大多數人就應該有一個相對固定的職業，“掌握一門手藝、專業化是一種自然本能。一種更深刻的精神，完全不值得對平庸本身表示抗議。為了使與眾不同者存在，首先需要平庸；平庸是高級文化的條件。當與眾不同的人對待平庸者比對自己和同類更溫和，這不僅僅是心靈的禮貌——這直接是他的義務……”①。也就是說，普通的現代人僅僅在自己從事的職業範圍內盡職盡責，而第一、二等級的人所擔當的職責更大更重。正像施特格邁爾所說的，你擔負的責任取決於你的能力，也就是“是否有力量去判斷、去決定，去行動，去幫助解脫困境”②。在基督教理論中，上帝要為所有人負責，那是因為他有最大的能力。尼采當然不認可具有這樣能力的神，而主張用“要成為創造者，自己需要為此受苦和盡力改變自己”③的“超人”替代沒有現實性、一種假想和妄想的“上帝”。但能力的不平等是尼采強烈讚同的。當尼采用實在的“超人”取代過於虛妄、不切實際的“上帝”後，“上帝”擔負的責任的一部分在可承受的程度上便由“超人”繼承下來了。承擔責任的獨立性、高貴性、意誌力都驅使尼采的“超人”為未來擔保，為他人擔責。“從這種獨立的、超道德的自我責任中，從超越傳統道德規範的倫理的這種前提條件中，尼采引出最強有力的、今天幾乎不再能夠承受的後果：一個成為人類定向的實驗站並擴展了人類的視野的哲學家，因此同時也是‘擔負最廣泛責任之人’。他對‘人類的整體發展懷有天良’,並為了他的‘培訓和教育工作’甚至必然利用宗教，以及‘當下的政治和經濟形勢’(《善惡的彼岸》)。但是，除了他的哲學他身無長物，而這種哲學不斷處於與其他哲學的競賽中。”①超人是為未來新文明而生的，擔負著呼喚、引領、啟發新文明的任務，甚至必要時為此獻出自己的時間、精力、工作或生命。他不是為自己這麽做的，而是為人類(這跟馬克思賦予無產階級的很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