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尼采的角度，應該區分出在恐懼壓製、攻擊他者的殘酷與等級製下不平等造成的殘酷。前者是能力低下的群畜出於恐懼和防衛而主觀故意製造的，不同於等級製下不公平造就的狀況。而《啟蒙辯證法》把兩種殘酷等同視之了。阿多諾用如下《道德的譜係》第一節中對高貴的野蠻人的描述，來論證尼采主張主觀故意地對弱者施加的酷刑，就像法西斯主義消滅猶太人那般，這確實誤讀了反對反猶主義的尼采。
是的，尼采談道，高貴的野蠻人擺脫了所有社會的禁錮，享受著自由，他們在野蠻狀態中彌補著在和睦的團體生活中形成的長期禁錮和封閉所帶來的緊張心理，他們返回到了野獸良心的無辜中，變成幸災樂禍的猛獸，他們在進行了屠殺、縱火、強暴、毆打等一係列可憎的暴行之後也許會大搖大擺、心安理得地離去，仿佛隻是完成了一場學生式的惡作劇，他們也許還相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詩人們又有值得歌詠和頌揚的素材了，所有這些高貴種族的內心都是野獸，他們無異於非常漂亮的、伺機追求戰利品和勝利的金發猛獸；隱藏著的內心時不時地會爆發出來，野獸必然要重新掙脫，必然要回到野蠻狀態中去——羅馬的貴族、阿拉伯的貴族、日耳曼的和日本的貴族，荷馬史詩中的英雄和斯堪的納維亞的海盜，他們都同樣具有這種需要。這是在曆史地描述野蠻的貴族，而非描述現實當下的事。同時，這也是在說他們高貴文化的自然基礎和史前狀態，而非在論證現實，更不是呼喚未來的事情。尼采頌揚“高貴種族的這種表現得如此瘋狂、荒謬、突兀的‘果敢’,這種不可捉摸，這種甚至對他們自己的行動都難以把握(佩利克勒斯特別強調了雅典人的rathumia),他們的這種滿不在乎，以及對安全、肉體、生命、舒適的蔑視，對所有破壞行為，對所有勝利的**欲和殘酷的**欲的那種令人恐懼的興致和發自內心的愛好——所有這一切都為他們的受害者勾畫出‘野蠻人’、‘邪惡的敵人’的形象，或許是‘哥特人’或者‘汪達爾人’的形象。”①霍克海默、阿多諾大段引述了尼采的這段話，來論證尼采對弱者的殘酷，以及與薩德觀點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