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辯證法》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批判使用了許多理論資源。馬克思和尼采的思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兩種。在我看來，馬克思和尼采分別從無產階級或“左”的角度，以及從貴族或“右”的角度對資本主義進行激進批判。應該說，他們從各自角度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已然很激進，但《啟蒙辯證法》的批判比起馬克思和尼采卻更為激進。在馬克思肯定現代性的地方，他們加以否定。在尼采的抨擊發展到現代資本主義的基督教文明根植於“恐懼”且具有一種糟糕的情感基礎的地方，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卻把這一點繼續往前推，把尼采讚賞的前蘇格拉底文化一樣視為基於“恐懼”的形而上學建構，從而不但把基督教文明而且把前基督教西方文明一概判定為源於“恐懼”因而根基“糟糕”。相比馬克思和尼采，這種更為激進的啟蒙批判在什麽意義上具有合理性，又在什麽意義上麵臨危險，甚至瀕臨絕境?社會批判理論從中可以得出什麽樣的經驗教訓?激進批判是否存在合理限度?篇幅所限，本章隻探究《啟蒙辯證法》對馬克思思想的再激進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