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辯證法》高度評價尼采，認為他是自黑格爾以來能夠認識到啟蒙辯證法的少數思想家之一。正是尼采，揭示了啟蒙與統治之間的矛盾關係。因為尼采清楚地認識到，啟蒙當中既有自主精神的普遍運動(他覺得自己就是這種精神的執行官),也有破壞生命的“虛無主義”力量。為此他們還引證了尼采的話：“這就是啟蒙的任務：讓諸侯和政客們清晰地認識到，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徹頭徹尾的欺騙。”①但他們對尼采的解釋和利用卻引起諸多爭議和質疑。除了他們遵循德國晚期浪漫派的做法，對希臘古典時代進行現代資產階級的解釋，力圖在奧德修斯身上發現資產階級的品性甚至過度解釋並牽強附會為希特勒的影子之外，更是對尼采做出一種顯然是“強橫派”的解釋，即立足當時的現實需求(而不是尼采本人思想),實用主義地解釋尼采，曲解了尼采的本意。在本文範圍內，我們隻從《啟蒙辯證法》沿著尼采關於西方現代文明的同一性、神聖性皆起源於恐懼這一警世觀點做一點分析。
我們知道，在尼采看來，西方文明傳統中隱含著一種深深的恐懼，而不是一種對高貴的崇敬，那是對基督教文明和蘇格拉底之後的西方文明而言的，並不能推廣到前蘇格拉底文化之中。尼采在《善惡的彼岸》中指出：“古希臘的虔敬散發出慷慨豐盈的感恩，隻有極其卓越傑出的人才與自然和生命處於這種關係之中。後來，當群氓開始統治希臘時，恐懼扼殺了宗教，並為基督教開辟了道路。”①恐懼跟群氓、低下、卑微等密切相關。原始基督徒是出於對打敗他們的世界的嫉恨和恐懼，發明了一種神聖與世俗、善與惡截然對立的宗教意識形態。通過把一切權力訴諸一個全知全能的神，把多神教轉換為一神教而懲治打敗他們的人，從而自己建立一個保護自己、迎合自己甚至為自己所用的形而上學王國。這個王國的彼岸性，也就是非現實性，其實正反映了它的虛幻，反映了它的主觀擬造性，反映了擬造者內在的貧弱和對所處世界的懼怕。按照尼采的意思，隻有無法在現實世界中成功的弱者才幻想一種形而上學的擬造“實現”自己的“理想”。在這裏，“理想”的虛幻性印證的恰恰是提出者的貧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