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來，《奧德賽》中的奧德修斯是一個更重視自我甚至就是曆練自我的象征，還是更重視和解，經過千難萬險力求與他者實現和解?是一切都為了實現和凸顯自我，還是確立一種與神明、自然、同類他者的和解?對於利用《奧德賽》來論證現代主體性的霍克海默、阿多諾來說，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一種觀點認為，和解是《奧德賽》的主題(從而也是《啟蒙辯證法》一書致力於追求的結局)。拉埃爾特斯與奧德修斯、波塞冬與奧德修斯、相互仇視的伊塔卡人以及宙斯與凡人之間都建立了這樣的和解關係。按此邏輯，孤立、不理睬其他存在的自我，試圖把控、宰製一切他者的自我，是個偏執、極端的自我，不是《奧德賽》所傾向的自我，不是《奧德賽》中奧德修斯的形象，也不是《啟蒙辯證法》所希望的啟蒙主體。
但福柯在《主體解釋學》中卻認為，類似《奧德賽》的、世紀之初正式產生的希臘小說，其主題不是人與神的和解，或誰勝過誰的問題，而是以考驗自身，成就主體為主題的。如果我們把“主體”理解為不但是能依靠自身內在所有能夠實現自足自立，而且還能進一步作為根基支撐起一係列價值存在，那麽,盡管與需要承擔起來的價值存在不完全一致，但奧德修斯式的主體作為承擔型主體，要承擔起返鄉、統治王國的重任，承擔起戰勝各種**、節製、不動心以成就理性化自我的重任來，使主體自身成為凝聚、延續這些價值的身體與場所。雖然與現代主體的承擔任務不同，但都是承擔者主體。福柯的這一觀點與《啟蒙辯證法》關於奧德修斯“那個敢於冒險的英雄，也將自身展現為一種資產階級個體的原型，一種源自於自始至終自我確認的觀念”①的看法一致，把主體的誕生推遠到希臘化時期，認為那個時代就有了現代類似意義上的主體，甚至那個時期就“是西方主體性曆史上一個比較重要的事件”②。